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一)
- 中华沈氏网 2011年5月14日 沈氏裔族
一、东晋时期沈氏尚武的悲剧
据沈约《宋书》卷100“自序”记载,沈氏故里在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其家族的历史颇为悠久,至少在东汉初便定居江东了。沈氏定居江东的始祖是东汉光武帝时人沈戎,戎有三子:酆、浒、景。此后沈氏的嫡嗣宗支主要来自沈浒、沈景后人,如沈田子、沈林子、沈约一支出自沈浒;沈充、沈劲、沈演之、沈庆之、沈怀文等则出自沈景。从沈酆、沈景等人在东汉时期任职行事的情况看,他们与吴郡顾、陆诸族没有明显的差别①。不过,进入孙吴之后,与吴郡顾、陆诸族之全面得势,地位迅速上升的情况相比,沈氏则发展缓慢,没有出现什么突出的人物②,而且表现出尚武的特征。沈约《宋书·自序》中虽述及沈宪“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事迹,故无人得列《三国志》正传之中。
吴兴沈氏浮现到历史的前台,是在东晋。孙吴亡后,以吴郡陆氏为代表的江东旧族军事实力受到摧残,影响力有所下降,原本声望不著的义兴周氏与吴兴沈氏的军事实力便凸现出来,人称江东之豪“莫过周、沈”。不过,依照世族社会的传统,沈氏之“清望”是远不能与江东文化“旧族”相比的,在社会地位上自然要受到压制和贬抑。两晋之际,北人南徙,侨、旧文化世族联合,开创东南偏安之局。作为江东“土豪”的沈氏则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始终与东晋王朝的主流势力处于对抗状态,从而受到压抑。在这一背景下,沈氏人物不断制造、参与了一些旨在动摇、破坏当时统治秩序的祸乱,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沈氏也因此屡遭打击,酿成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
第一出悲剧发生在东晋前期,其时沈氏代表人物是沈充。
司马睿立国,主要仰仗琅邪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故立国之初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但是,随着东晋政局渐趋稳定,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与王氏发生冲突。王敦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企图凭依武力主宰统治大权。为了达到代晋自立的政治目的,王敦着意拉拢沈充,以之作为进位的奥援。晋廷的内争给沈充提供了机会。沈充希望通过支持王敦,打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并借机消灭义兴周氏,从而为沈氏家族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王敦之乱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武昌,以诛刘隗、刁协等为名,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得到了世族社会的支持,很快取得了攻克京师的胜利。这也给王敦、沈充等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东晋不堪一击。太宁二年(324),王敦病重,再次下令起兵,并命沈充于吴兴响应。其实,此次王敦兴兵,他本人是有疑虑的,但沈充、钱凤等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王敦传附沈充传》载:“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对沈充,晋明帝曾加以笼络,派其族人沈祯劝谕沈充,“许以司空”,同时又明示:“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以往年乎?”其实,沈充何尝不知王敦此举的目的呢?他深知以自己的家世门望在现有政局中是不可能获取“非分”利益的,只有支持王敦变乱,才有可能登上权势的高峰。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晋廷的招诱,决定与王敦共同起事。沈充出征前对妻子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晋书·王敦传》末“史臣曰”也说王敦之乱“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由此可见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沈充希望王敦谋篡获得成功,使他有机会成为开国元勋,提高其家族的地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由于王敦代晋有违门阀社会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有力地抵制,沈充也兵败被杀。
沈充助逆而死,这是覆家之祸。惟因当时晋廷衰弱,执行得不够严格。《晋书·忠义·沈劲传》载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尽管如此,禁锢之惩则是难免的。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沈劲走的还是从军之路。当时吴兴郡将王胡之受命北守洛阳,上书请以沈劲为参军,“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这实际上是利用沈劲的影响来安抚、招募兵士,以戍守洛阳。当时鲜卑慕容氏进入中原,沈劲“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冠军将军陈祐守城,“频以寡制众”。后陈祐退师,以500人付劲,令其坚守洛阳。“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终于被俘遇害,“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沈劲之事入《忠义传》,与其父附入“贼臣传”,在名义上似有天壤之别,但就家族利益而言,沈劲之举,其目的与乃父有相通之处,即谋求家族的仕进与地位的上升。因为面对家族的禁锢,只有通过非常之举,才能改变晋廷对沈氏的态度。沈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其因在此。从其效果看,沈劲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子孙获得了入仕的机会,不少人显名南朝,成为沈氏的显支之一。
东晋时期沈氏的另一显支代表沈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土豪特色,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宋书·自序》载警“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沈警一支,其人物多有强烈的进取意识。所谓“无仕进意”,恐怕主要是对现状不满意。沈警通过正常的仕进道路难以提升家族的地位,而其家族又有强大的财物与人力的支撑,这难免会生出是非祸乱。
沈警生活于东晋中后期,其时东晋门阀政治的危机已充分暴露出来,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断酿成严重的祸乱,而且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也越来越无法调和,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过程中,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的孙恩之乱便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吴兴沈氏世奉五斗米道,尤以沈警及其子穆夫与杜子恭、孙恩等教主往来密切,不仅积极参与他们谋划推翻东晋统治的活动,而且直接投入了军事叛乱。《宋书·自序》载:
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再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林子、虔子获全。
由此段所载,沈警是在对晋廷失望之后,全力参与五斗米道的活动,其子穆夫则成为孙恩的急先锋。如果孙恩起事终有所成,沈氏家族当会成为元勋,取得相应的政治利益。但是,形势并未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晋廷用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平叛,逐步消灭了孙恩势力。沈警家族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险些举族皆灭。
二、晋、宋之际沈氏武将的勃兴
东晋虽然依靠北府兵镇压了孙恩之乱,但既往门阀社会的统治秩序却再也无法恢复了,高级门阀世族的统治危机全面暴露出来。各集团间不断火并,竞相拉拢北府兵,北府兵成为晋末的历史主角。但北府兵首领多起自下层,受士族歧视,刘牢之便因此而死。此后,刘裕重创北府兵,并依之建立刘宋政权。刘裕建国,历经波折,征战多年,先后消灭门阀人物桓玄,孙恩余部卢循、徐道覆,北府兵旧属刘毅、诸葛长民等,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又屡兴北伐,征南燕、西秦及巴蜀,以立威望。于是,军旅之事成为当时的主题,尚武之人则成为当时的主角。这一变化给沈氏的兴起提供了机缘。考察刘裕诸功臣,沈氏人物甚为突出。
沈警、沈穆夫父子参与孙恩之乱,使沈氏遭受了灭顶之灾。《宋书·自序》载沈穆夫诸子的逃亡情况说:“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富强,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纲,内畏强雠,沈伏山草,无所投厝。”时值刘裕奉命平叛,沈林子、沈田子兄弟于是投归刘裕。刘裕说:“君既是国家罪人,强雠又在乡里,唯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于是裕“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沈氏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机。沈林子兄弟投依刘裕,当然是为了避祸,而刘裕收藏“国家罪人”,则是另有打算的:他看到晋末乱局,存心有所作为,而沈氏一门尚武,可为犬马之用。因此,沈氏与刘裕的结合是各有所图的③。
沈氏兄弟要振兴家道,惟一的出路便是效命刘裕,争取立功。在刘裕攻打桓玄、卢循、司马休之及北伐的诸次战役中,沈氏兄弟都担任了先锋重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仅以义熙十二年刘裕征伐后秦为例,沈田子领数百人先入关据青泥,后秦姚泓领数万人围之,田子激励将士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沈田子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奠定了消灭后秦的基础。后来攻克长安,刘裕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沈林子也以能战著名,“高祖每征讨,林子辄摧锋居前,虽有营部,至于宵夕,辄敕还内侍”。刘裕北伐关中,以林子“统军为前锋”,与田子共击姚泓,“威声远闻,三辅震动,关中豪右,望风请附。……高祖以林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④。刘裕出自寒门,他之所以能代晋自立,主要依靠武力征战。而在此过程中,沈田子、林子兄弟居功至伟。沈氏兄弟出生入死,除了报达刘裕收容之恩外,也有立功求赏、克振家声的目的。田子所谓“封侯之业,其在此乎”,确是肺腑之言。
不过,沈田子期望封侯的愿望并未实现。《宋书·自序》载刘裕撤师关中,令沈田子、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人共辅少子刘义真。但诸将争功,互有矛盾,沈田子一再进言刘裕,以为王镇恶乃关中人,“不可保信”。刘裕则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这是暗示沈田子可以借机杀王镇恶。田子心领神会,不久以谋反罪名诛王镇恶,而王修又杀田子,傅弘之则杀王修,留守诸将自相残杀。沈田子“初以功应封,因此事寝。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也”。实际上,刘裕对留守诸将的安排本身便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诸人相互牵制,一如当年司马昭以邓艾、钟会等人讨伐蜀汉,是典型的一箭双雕。
沈林子似比乃兄稍为幸运一点,刘裕建宋后,林子“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但据《宋书·自序》,林子入宋后实际并未从政,“遭母忧,还东葬”,而且很快病死,情形颇令人生疑:“上寻不豫,(林子)被敕入侍医药,会疾动还外。永初三年,薨,时年四十六。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实启,必有损恸,每见呼问,辄答疾病还家,或有中旨,亦假为其答。高祖寻崩,竟不知也。”刘裕病重命沈林子入侍,林子竟突然“疾动还外”,死于刘裕之前,这是很不正常的。联系刘裕一贯诛杀旧将的阴谋,可以推测林子死于刘裕的暗害,这真可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据《宋书·自序》,沈田子、沈林子之兄渊子也投依刘裕,“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后“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时年三十五”。渊之是死于战场的。
晋、宋兴替之际,以沈田子、林子等为代表的沈氏武将追随刘裕,出生入死,企图以此实现“封侯之业”。他们或献身沙场,或死于权利争夺,或遭受暗害,少有功成名就者。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从此,沈氏获得了以正途入仕的权力⑤。《宋书·自序》载沈林子之子邵、璞等深得宋文帝提携,邵“袭爵,驸马都尉、奉朝请。太祖以旧恩召见,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胜。会强弩将军缺,上诏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曰:‘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于是拜强驽将军。……邵疾病,使命累续,遣御医上药,异味远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绝。”可见宋文帝优遇沈邵,其因正在于“旧恩”。
三、宋、齐之际沈氏武将群体的得势及其家风的变化
南朝宋、齐两代沈氏武将势力达到了鼎盛的状态。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内外征战频繁,这给尚武的吴兴沈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表演机会,甚至有些人还在王朝内部易主或王朝更替之际,凭借他们的武装力量一度获取了控辖大局的特殊政治地位。此间沈氏人物之众、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以往未有的,开辟了其家族历史的新局面。
刘宋时期第一位执掌大权的是沈演之。据《宋书》本传,演之乃叔任之子,“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颇得宋文帝信任。《南史》卷36本传略述其事云:“元嘉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先是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景仁素善,尽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义康出蕃,诛刘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将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军旅,同参机密。寻加侍中,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演之参掌机密,善于体悟文帝的心意。如文帝“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后范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而演之地位则得到巩固,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1] (卷63《沈演之传》)。沈演之以功臣之子,参掌中枢机密,成为文帝的心腹,标志着沈氏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南史》卷36传论有言:“沈氏世传武节,而演之以业尚见知,绸缪帷幄,遂参机务。”李延寿看出了沈演之仕宦地位变化的意义,这是很深刻的。
刘宋时期另一位沈氏军事人物是沈庆之,其活动历经文帝、孝武帝及前废帝三朝。有关沈庆之祖、父辈的仕宦情况,《宋书》卷77本传无载。庆之之起,也缘于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孙恩之乱,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先后转投赵伦之、檀道济等北府名将,后檀道济向宋文帝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后因忠心文帝,助其收杀刘湛、刘斌等人,而得宋文帝的赏识和重用。
沈庆之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征讨荆、雍蛮族。据《宋书》本传,从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沈庆之受命围剿对西部诸蛮,组织了十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俘获蛮人20万。孝武帝孝建中,庆之又曾出兵征讨西阳五水蛮。史称“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这既壮大了刘宋国家的实力,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南朝的民族融合。纵观东晋南朝对蛮族的战争,沈庆之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刘宋中期以后,荆、雍地区蛮人的反抗渐弱,经济开发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此外,沈庆之在孝武帝继位及平定竟陵王刘诞之乱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孝武帝信任。
与此同时,沈庆之的声望和地位不断上升,文帝任之为太子步兵校尉,孝武帝则任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使持节、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等,后又进号镇北大将军,进督青、冀、幽三州,并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并欲进位司空,庆之固让,然“朝会位次司空”。孝武帝死,命沈庆之与柳元景“并受顾命,遗诏若有大军征讨,悉使委庆之”。在沈庆之的带动下,其兄弟子侄多人皆“有将用”,著名者有沈劭之、沈僧荣、沈法系、沈文秀等,史称“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李延寿《南史》卷37传论云:“沈庆之以武毅之姿,属殷忧之日,驱驰戎旅,所在见推。其戡难定功,盖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业克举,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悬车,宦成名立……诸子才气,并有高风,将门有将,斯言得矣。”确实,沈庆之以其军功,在刘宋中期将其家族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沈庆之历经宋文、孝武、前废帝诸朝,随着其地位的上升,他在统治集团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前废帝时,其家族和个人卷入了纷争。当时沈庆之似可行废昏立明之事,有更大的作为。对此,沈氏子弟是有所图谋的。据《宋书·沈文秀传》,文秀,庆之侄,善武事,废帝景和元年迁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时帝狂悖无道,内外忧危”,文秀将出镇,屯兵白下,劝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在他看来,庆之易帜,“图之易于反掌”,可见沈氏武力之盛及其进取欲望之强烈。如果沈庆之依文秀计行事,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江东土著地方势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⑥。庆之作为顾命大臣,力求保全,但终于遭受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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