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俞氏第一家的宗源新昌风光秀丽,享有“东南眉目”之美称,东邻奉、甬,南界台、温,西接金、丽,北通绍、杭、沪。 南齐永明四年(486年),新昌石城山来了一位叫僧护的和尚。相传僧护常见仙髻岩的崖壁上有佛光出现,于是他发誓要在此岩壁上雕刻巨型弥勒佛大像。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成造像的面幞,临终前仍发誓“来生再造成此佛”。后来僧淑续凿,但也没有成功。 直到梁天监六年(507年),梁建安王肃伟派当时最著名和尚,俗姓俞氏的僧祐到此主持续凿工程。僧祐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今南京)。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 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 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佑站 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僧祐的计算和指挥之下,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16年)大功告成,名扬天下。由于三位高僧僧护、僧淑、僧祐凿刻大佛的传奇故事,人们也称大佛为“三生圣迹”。大佛寺的开凿年代和规模和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相近,比四川乐山大佛早200多年。 新昌大佛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别高的地位。大诗人孟浩然在《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一诗中有“石壁开金相,香山倚铁围……”句,把大佛寺与佛教圣地香山、铁围山作比,可见大佛寺在唐代就大名鼎鼎;又如大佛寺过去挂有“支竺遗风”的匾额,“支”,就是支道林;“竺”,即竺道潜,这两位高僧长期隐居新昌一带,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据《浙江通志》记载:佛教入浙之祖有六人,六人除竺昙猷从新昌移至天台赤成山外,其余五人皆在新昌。作为佛教中国化标识的大乘般若学的“六家七宗”,除道安一家在北方外,其余也在新昌。于是,石城山成为当时闻名九州的佛教中心,这在当时佛教名山中实属罕见。在俞姓高僧僧祐完成新昌大佛后的四百年,一支伟大的俞氏家族开始在这里繁衍、发展、扩散。这支俞氏就是新昌五峰俞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