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天下大旱，民不聊生，赤地千里。汉民族对元朝统治者的血腥统治奋起反抗，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鲍氏二世祖鲍叔牙公的后裔济南鲍琥公文武兼备、信义素著，对异族统治更是义愤填膺。他看到红巾军纪律严明能成大事，就到朱元璋的大将宣宁侯曹良臣帐下投军。他在历次征战中，屡立战功，明朝定鼎后，论功被封为千户。洪武四年，随良臣北伐蒙古，追敌至阿鲁浑河，良臣战死，被朝廷赠安国公，谥忠壮，列祀功臣庙。鲍琥将军不忘提携之恩，亲护其灵柩返回良臣故乡安丰。葬其于寿县城南六十里，又于附近买宅守墓，隐居不仕。第二年，鲍琥夫人夏氏领着两个儿子从济南千里迢迢来寿县团聚。后来因为挂念着故乡济南的祖坟，鲍琥公就让其长子赞廷公和二子一侄回济南老家去了。鲍琥公就这样留了下来，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寿县的鲍家湾。到现在，鲍氏族人居住地扩展至三个乡镇，又发展到迎河集、三觉寺。六百多年来，后世族人先后迁徙到长丰县、淮南市、凤台县、怀远县、定远炉桥和凤阳县临淮镇一带。人口已经有数万之众了。且说鲍琥公下传到五世祖鲍泉综公迁徙到了临淮县鲍家沟。
        临淮这个地方春秋时期是钟离子国的都城，秦时改为钟离郡城，汉高祖四年又改为钟离县城，隋开皇二年因钟离地枕豪水，又改为豪州城。至元末,这里成了朱元璋起义军的根据地。明朝初年，因为州城南临淮河，遂改为临淮县。这是临淮名称的开始。明朝时期的临淮，作为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受到了朝廷前所未有的重视。首先是在临淮县境内建起了南直隶凤阳府，下辖临淮县、凤阳县等几乎全部的淮河流域；而后又在凤凰山南麓修建了宏伟壮观的明朝中都城，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南京和北京的皇宫；朱元璋还为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修造了两座山一样巍峨的皇陵，雕凿精美的石像生至今还栩栩如生的矗立在陵前的神道两旁。中都城因为财力不足而停建，只留下了那大片的石础石雕和断壁残垣。临淮人作为朱明皇族的乡亲，按说应该扬眉吐气了。但是,就像凤阳花鼓里唱的：“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连年的征战和频仍的灾荒仍然让临淮的平民过着衣食无着的苦日子。
        鲍家沟离临淮县城不远，也是个富庶之地。老鲍家又是跟随朱皇帝打天下的有功之臣，所以家道还是比较殷实的。田地里的稻禾，淮河里的鱼虾，橱柜里的诗书，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一时期鲍家的田园生活。平静的时候没有多久，朝廷就因为要平定广西，从各地征调兵力。无奈泉综公的大部分后代们又投笔从戎，随同朝廷大军杀奔广西去了。于是就有了现在广西贵港的一支鲍氏族人。
鲍泉综公传到鲍得山这一代。得山公有三个儿子。长子鲍荣，次子鲍铭，三子鲍庆。据家谱记载，在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繁盛祖鲍得山和其长子鲍荣留在临淮，次子和三子迁往了因为灾荒和战争而地广人稀的山东。其中鲍铭公迁到了临清州清源县尖冢村；鲍庆公迁往山东中部的青州。
        铭公、庆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前往山东呢？因为明朝初年发生了民间口口相传的朱元璋“杀山东”的惨案，山东地广人稀需要外地迁徙填补。
        山东由于金元统治的时间较久，山东人中也出现了不少金元朝代的中下级官员。朱元璋四次进取山东，受到剧烈的反抗，山东的一些武装还降而复叛，使朱明军队遭受惨重的损失，这就引起了朱明军队更加残忍的屠杀，不分军民的屠城屡屡发生。明朝初年又发生了山东孙古朴、唐赛儿的农民起义，遭到了明朝统治者残酷的镇压。据说当时是十室九空，不少是整个城乡的灭绝，青磷白骨，怵目惊心。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使居民人数损伤殆半，其惨烈程度是我们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朱元璋“杀山东”的民间传说，虽不載于正史，却也是比较可信的。
        迁徙的原因家谱没有记载，现在也不会知道得很详尽了。当时家庭成员有功名在身，得山公家庭应该是十分殷实的。据家谱记载，清源鲍氏始祖鲍铭公是诰封的正五品的奉正大夫，妻谷氏诰封宜人。堂堂五品朝廷命官，虽然没有就任实职，也不至于因为缺衣少食而背井离乡远走山东吧。绝不会是因为生活困难，而应该是朝廷在“杀山东”之后，填充地广人稀十室九空的山东的几十次迁徙举措之一，是控制山东乱局，巩固明朝统治的战略性部署。
        总之，我们清源鲍氏这一支就离别了临淮老家，来到了距离老祖宗鲍琥公的老家济南只有300多华里的地方。
        卫河，源出山西高平。漳河，来自巍巍太行。漳河上游有清漳河、浊漳河两条支流，两支于河北省涉县合漳村汇合后为漳河干流。漳河和卫河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秤钩湾合为一体后称为漳卫河。漳卫河由称沟湾浩浩荡荡向北流淌，在一个名叫尖冢的集镇拐了个弯，向东偏北方向的临清州迤逦而去，最终汇入京杭大运河，或直抵京都，或东入海洋。
        当时的尖冢因为有一个尖尖的大土冢而得名。当时是一个地广人稀少有人烟的地方。我们的始迁祖鲍铭公一定是看中了这里土地平阔，漳卫河水利资源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颇似老家临淮“面淮而居”的地理形势，就在这漳卫河浩浩北来，荡荡东去的地方定居下来。经过祖先五百多年来与当地民众共同的辛勤开垦，尖冢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内的一个大集镇，曾经是这里的水旱码头。那时卫运河上碧波荡漾，帆影隐隐，渔歌欢唱；两岸棉如银海，瓜果爽口，麦黍飘香。千百年来，政坛名流、文人骚客，无不为这里的富饶美丽所感染，留下了无数千古传颂的佳作。北宋宰相、大名鼎鼎的改革家王安石，写下了《永济道上》的诗章：
“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
已闻空舍雀鸟乐，更觉荒坡人马劳。
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
辛夷花下鸟塘尾，握手何时话汝曹”
        明代临清的布衣诗人谢榛，携地灵人杰之盛，乘漳卫河轻舟入京，成为“后七子”的首领，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篇章。《三言》、《二拍》当中的人物，《金瓶梅》中的情节，经典的再现了漳卫河两岸的几度春秋。
        我们清源鲍氏始迁祖鲍铭公，带领家人在尖冢安家创业，艰辛倍尝。他继承和发扬了鲍氏先人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一方面购置田产，辛勤耕耘；一方面督促子弟们刻苦读书。他与当地土著居民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在当地享有很好的声誉，受到乡民的广泛赞许和朝廷的封赏。他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奉正大夫，夫人谷氏也被诰封为宜人。铭公生二子，长曰鸾，次曰凤（少亡）。
        二世祖鸾公读书有成，任职明朝山西司户部郎中，诰封正五品奉正大夫，配刘氏，诰封宜人。生子二：长曰文缙，次曰文绅。
        三世祖文缙公，字卿中。嘉靖壬子科举人，被任命为井阱县县令，后擢知平凉府。当时豪强利用权势，多占和隐瞒土地数量，不交和少交赋税。反而把赋税转嫁到穷苦百姓头上。文缙公坚决抑制豪强，于是下决心重新公平丈量土地，合理分担赋税。豪宗们夤夜以巨资贿赂，文缙公厉声申斥，坚决予以拒绝。豪宗们又以朝廷近臣的关系，用弹劾罢官相威胁，又用暗杀来恐吓。文缙公淡然镇定的说道：
        “既然担任了这个官职，我就要恪尽职守，绝不顾及生死荣辱。”
        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有他的先祖—汉朝司隶鲍宣刚正不阿的风范,当地民众为他建生祠以纪念他的功德，他的事迹被记载在州志里面。朝廷诰封升授朝议大夫，从四品。他婚配刘氏、王氏，诰封恭人。生四子，曰禹化、雲路、雲际、雲程。
三世祖文绅公，由于德高望重，福寿绵长，被朝廷恩赐为“寿官”。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以后出现的这种“寿官”， 是经由地方推举后由皇帝颁诏赐予的，是逢恩诏颁下时才赐予的一个头衔。在整个明朝仅仅颁给十九次，因此对当时人来说格外珍贵。“寿官”文绅公配张氏，按照丈夫七品官职例赠孺人。生二子曰时变、时奋。
        在四世祖的六人中，禹化公为廪膳生、雲路公为礼部正堂儒士、雲际公为商河县教谕属县正堂事。三人妻室都因丈夫的七品官职例赠孺人。其余三人也都是庠生、增广生等闻名乡里的读书人。明朝时期，品学兼优的读书人，得入府、州、县学，即为秀才（生员），每月都发给廪膳，补助生活。名额有定数，明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
        据查，从弘治十五年到满清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我清源鲍氏族人共产生了七品以上的官员一十三人，廪生以上读书人三十七人另外还有两人收到朝廷的格外褒奖。我清源鲍氏耕读传家、好学上进、乐善好施、刚正不阿的家风代代相传，收到乡里舆论的好评。
         到了近代，当日寇侵华，民族危亡之际，前有我祖父国祥公随29军临汾军官学校奋起杀敌，终于捐躯疆场，双马驮柩归葬。后有叔祖父国祯公、伯父临轩公、父亲临源公投笔从戎抗击日寇。再有我母张氏素英以妇联主任组织土改支前、堂姐淑敏校木兰从军。尤其是我院中六爷奇辰公奔赴延安，又杀回山东。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山东兵团组织部干部科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四川军区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正兵团级待遇）离休后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关心国家国防建设。而且他晚年还关注鲍氏族史研究工作，担任了我《鲍氏文苑》杂志的顾问。受到了全国鲍氏族人衷心的敬重。2007年他去世后，在三清山召开的鲍氏族史研究会开会前默哀三分钟，向他致以深切的哀悼。
        到现在我们清源鲍氏族人已繁衍了22代，人口分布到北京、河间、绍兴、济南和邻近的谭庄等地，计有三千人之众。我们曾经五次修续了家谱，最近一次是2002年。真正做到了传承分明，派次清晰，昭穆明确。原来家谱记载从临淮迁来的时间是明朝中叶，后经我的测算是明朝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这距离我们2002年第五次修谱竟然是整整的五百年。若非祖宗英灵护佑，岂有如次之巧哉？
        我们的老家谱上有这么两句表示辈份的诗歌：“淮右来临传，冀鲁繁荣华”这里边不但是先辈对后世辈份的排列，也寄托了先辈对后辈繁衍开拓发展的无限期望。这个期望在我们清源鲍氏现代人的身上更加突出的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