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梦”
                          ——— 献给我已故父亲鲍训吾

 
作者：鲍婉宁（1997年获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依阿华州立大学社会与行为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父亲病故快一年了，除了日间触景生情的思念外，父亲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梦境中伴随着我。还记得十六年前的夏天，河北保定骄阳似火。父亲在忙完了一天的系主任工作后，骑着自行车赶来帮我准备出国行装。从接到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到获得奖学金，三年漫长的企盼和等待，使全家人沉浸在象过年样的欢乐气氛里。而我，除了对未来的憧憬外，更多的是对我前半生的思念和眷恋。我有幸福的童年，但它很短暂。文革中，父母经受重重磨难，使我过早地挑起了操持家务、照顾妹妹的重担。父亲从监狱释放后，全家下放改造。对一直生长在大都市的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生活在偏僻山区农民的贫困、落后。然而，我也深深领略到了人世间的真诚和大自然的亲近。父母回城后不久，我又加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四年半的农场劳动，使我体会到了自食其力的乐趣，也为我人生的道路铺垫了基石。在农场，我被推荐上了中专，工作几年后，又考上大学。受家庭熏陶和父母影响，我选择了教师职业。不论是教中学，中专，还是大学，我热爱学生，对教学倾注了我的全部热情。也许正因为这些难忘的经历，使我对故土，家人和我熟悉的一切，难舍难分。
带着复杂的情感和亲人的嘱托，步入不惑之年的我，告别家人，飞越大西洋，来到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依阿华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来美后的第一年，充满艰辛和挑战。记得第一学期修的社会心理学课，我得了C。在美国研究生评分制里，C近于不及格。在国内，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班长，三好学生，学习委员，考试成绩在班里也总是名列前茅。赴美前，我自觉准备充分，根本没有想到我实现“美国梦”会从“不及格”开始。由于社会学系提供的是助教奖学金，第二学期，我便负责两个班的社会学概论讨论课。来美前，我已有十多年的教龄，凭着经验、热情和认真备课，我对上好这门课充满信心。然而，课堂上美国学生不拘小节的行为、藐视“权威”的态度、以及挑战性的问题，使我失去了昔日课堂上的平静和自如，课堂俨然成了“战场”。一学期下来，学生的评估更出乎意外。他们抱怨我的语言交流障碍，批评我的“一言堂”教学方法，甚至指责我浪费了他们的时间。总而言之，他们不喜欢我这个带有东方口音的外国助教。
90年代初，国际电话昂贵，电脑尚不普及，国际信件虽然很慢，但却是与家人交流，沟通的主要手段。自童年时代起，每当我出远门，不论是去舅舅家串门，还是去农场劳动，父亲总要求我定期给他写信，汇报情况。来美后，我仍经常给他写信，他总是立刻回信。他信中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满支持、鼓励、关心和爱护。不论到哪里，我总把他的信带在身边，它使我充满自信，感到安全。面对“创业”的艰难和对家人的思念，我彻夜未眠过，流泪过，但从未丧失过信心和放弃过希望。现在回想起来，深深感到是父亲的教诲给了我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勇气和力量。
1993年秋，我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记得父亲在电话里，用英语大声向我祝贺。此时此刻，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父亲一生的奋斗和奉献，最终换来了自豪和骄傲，虽然它们不是来自父亲自己的成就和业绩，他一生的梦想和希望就要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了，对无私的父亲来说，其意义更加重大。也许从那一时刻起，我立志要做出一番成绩，因为我的“美国梦”的确是父亲的梦。父亲出身于旧官吏家庭，祖母是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学系的律师，祖父留学日本，后任河南省南阳行署专员。父亲年轻时，最喜欢数学和英语，幻想留学。然而，抗日战争打破了他儿时的梦想。流离失所的生活使他饱尝艰辛，并亲眼目睹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所遭遇的屈辱与痛苦。1948年在南京读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学生运动。从此，父亲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父亲去世后，他生前美国好友罗宾逊教授问我为什么父亲年轻时没有选择出国留学。我当时没有，也不能给他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也许需要我数月，甚至若干年的思索和探讨，才能得到较完整的答案，到那时，我才会回答罗宾逊教授。
四年读博生涯，在我人生长河中很短暂，但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体会到了在异国他乡步入“不惑之年”的含义，懂得了“拼搏”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成功在于人的天才和勤奋，现代人在此之上又加上了机会或机遇。机遇本身带有宗教色彩，即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是因为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样，乐观一些的人不会总抱怨自己“错过了机会”，坚信并等待“下一个机会”的到来。读博的四年，是我“拼搏”的四年，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每个机会都不是等来的，都是自己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有时，我也感到自己很“幸运”，但不是庆幸机遇的到来，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没有白费。记得读博的第二年，系里助理研究职务竞争激烈，经过几番周折，最后，一位教授同意我适用一学期。按学校规定，全日制学生一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以保证学业的完成。而对我来说，时间只是个空洞的概念，一天的结束，完全取决于工作是否完成。我所追循的原则是，饭可以晚吃，觉可以少睡，但教授交给的任务绝不能过夜。几年来，白天修课，晚上常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很少休息。有一次系主任对我的导师说，深夜里，如果你看到整个教学大楼只有一个屋子还亮着灯，那一定是婉宁在工作。导师也说，我带过几十个研究生，但从未见过象婉宁这样勤奋的。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外面狂风大作，冰雪交加，暴风雪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街上厚厚的积雪使人寸步难行。街道上见不到一辆车，校园里看不到一个人，而我却来到学校，完成一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当我给另一个助研打电话、探讨问题时，他吃惊地叫起来，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步行到学校。那一年，我协助教授在美国和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连续几年，包括夏季，我都得到了助研奖学金。我有时也问自己，是不是做的太苦了，但答案是：机会、挑战、奋斗、成功。我在为自己，也在为父亲谱写一首人生交响曲，在那些“拚搏”的日日夜夜里，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安全和自信。面对教授们的赞扬、同学们的羡慕，我想得更多的是父亲多年的培养和教育。父亲的期望，是我“拚搏”的最大动力；父亲的骄傲，是我最大的满足和欣慰。
1997年，我顺利地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完成博士论文和答辩。父亲从中国千里迢迢赶来美国参加我的博士授衔典礼。记得毕业典礼那一天，父亲起得很早，临行前，又一次检查录像机，他显得非常激动，执意要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带回中国。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要把他变成现实的“梦”带在身边，陪伴他、鼓舞他，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还记得我由导师陪同，走上前台，接受校长授予博士学位证书。我很激动，面对台下数千人，我只感觉到父亲在看着我，与我分享这幸福的时刻，我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好让父亲把这一难忘的镜头延长，直到镶嵌到记忆里。回国后，父亲经常放这段录像，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籍和满足。记得有一次在电话里，父亲说，你是我们鲍家第一个留美博士，将来有机会，我要带着你们姐仨，回老家到爷爷墓前去磕头，向他老人家汇报你们的成就。虽然父亲没能等到那一天，但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博士毕业后，我被留在依阿华州立大学社会与行为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工作环境和待遇比做助研时改善了很多，工作性质也有了变化。我参与了若干个科研项目的研究，研究课题包括美国中西部地区流浪儿童，单亲家庭青少年和社会变革对农村家庭及青少年的影响等。除了给教授们的文章做统计分析，提供实证依据外，作为博士后，我还要自己选题目，撰写文章。从做科研辅助工作到自己动手写文章，是个很大的“飞跃”。由于美国专业期刊强调对某领域理论的系统研究及论证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发展及贡献，首先，撰写文章的人对该领域的理论系统要清楚，对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要熟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自己的题目，提出假设，选择有效、可靠的测量手段，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其假设加以验证。在整个过程中，确定题目，提出假设是关键所在。我在文章选题时，经历了大量阅读，综合分析，长时间思考。有时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几天，查阅文献。有时夜间醒来，突然有了新的想法，马上起床，把它写下来，生怕早上忘了。我很相信并欣赏我的“灵感”，因为它是长时间、持续思考的结果。每当我有了新的题目，总是要急不可待地告诉父亲。同他一起分享我的进步和快乐，以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做博士后的两年中，我和教授们一起在美国一流刊物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撰写的。象以往一样，我把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留下一本给父亲。
在做博士后的第二年，尽管教授们执意挽留我在研究所工作，我还是决定申请到大学工作。我非常感激教授们对我工作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关心，也留恋依阿华美丽校园的一草一木。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美国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深知这里不是我“美国梦”的终点。“天高任鸟飞”，我想独立，想去寻找我自己的天地。在美国大学做教授，是外国留学生向往，但又是使很多人望而生畏的职业。记得一位和我同时找工作的中国朋友，劝我要更“现实些”，不要硬着头皮去和美国人竞争。还有人劝我在申请表上写美国名字，以防录取委员会的“排外”和“歧视”。一位从英国来美工作的博士后，当听到我申请到美国大学做教授，淡淡一笑道：“那是不可能的”。我感激朋友的关心和善意，也很欣赏他们的直率和坦诚。我深知强手林立、竞争激烈的高校就业市场，但我还是要走我熟悉的路：去尝试，去接受挑战，去体验艰辛，去品尝硕果。我的决定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
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知名度，主要取决于该校教师的科研项目和成果。因此，很多主要大学在招聘录用教师时，很注重科研经历和成果。甚至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只要在美国一流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你就会在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找到工作。由于我多年的科研经历，特别是已在美国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在几十个竞争者中，最后决定聘用我做助理教授，主要任务是在该系教犯罪学，并从事犯罪学研究。记得去印第安纳大学面试，在完成与教师，学生座谈，课堂试讲，向教师介绍科研题目后，全系教师立即开会，做出决定。通常，面试的人总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入归途，而我，却把激动人心的消息带回依阿华，带给父亲和所有关心我，爱我的人。
1999年夏，我告别了生活了八年的爱姆斯市，来到印第安纳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开始了我向往已久的教学、科研生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开始的头两年，对新环境的适应和教学科研的重任，使我感到很大压力。虽然犯罪学是我的博士主修专业，而且在依阿华也做过两年社会学概论课助教，但独立上犯罪学课还是第一次。从熟悉教材，到设置大纲、备课、上课，教学占去了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同时，我还要考虑，设计自己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我过去所参与的科研项目主要是美国的课题，研究美国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完成学业的中国人，我深深感到在现代科研领域里，“中西结合”和“洋为中用”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种种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犯罪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把西方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社会，探讨、解释、研究中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夏，我第一次返回阔别八年的祖国，亲身体会中国的变化，收集资料，寻找合作伙伴，也看望久别的父母和家人。记得与父亲和妹妹在北京国际机场重逢时的情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但与八年前我离别时不同，每个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兴奋、自豪和骄傲。
经过近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我的科研项目被批准，并得到了印第安纳大学多方资助。研究课题是在中国验证美国最新的“一般压力”犯罪学理论，同时也研究、探讨改革开放后青少年生活中的多种“压力”对违法行为的影响。2002年，我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合作，在中国北方，南方的城市和农村中学，进行问卷调查，为研究课题收集第一手数据。近年来，我在美国和世界性科研会议上宣讲论文，在美国重要犯罪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参与了两本书的编写工作。我还被邀请做一个国家级刊物的编委，并成为若干美国主要犯罪学刊物不定期的“固定”审稿人。我的科研项目，被艾格纽教授——著名的美国犯罪学家、“一般压力”理论的作者誉为该领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开创性项目”，我的研究成果还为“一般压力”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教学中，我以“教书育人”为宗旨，针对美国高校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弱点，我在社会学系首次实施“实践课”的方法。作为课程要求，学生走出课堂，为贫困社区和社会底层群体提供服务，并帮助违法青少年。在实践中，学生对课堂，书本知识加以运用，理解，分析或进行考核和评判。同时，我的“实践课”对学生们的人生态度、职业选择、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被邀请到学校、地区和全国会议上介绍经验。“实践课”里，学生们自己组织的对儿童进行吸烟有害教育活动被选拍进全国优秀“实践课”纪录片，并在国家电视公共教育频道播放。我的“实践课”也推动了近两年系里“实践课”的开展。
2005年，通过对六年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的严格考核，系、学院和学校一致通过我晋升为副教授，并授予该校的终身职务。在美国，“终身教授”是成千上万职业中的“铁饭碗”。面对当今全球经济关系的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甚至在高科技领域工作的人，也时时为前途担忧。“终身教授”职业就更成为安全的“避风港”和理想的“世外恃源”。而对我来说，除了它给予我的安全感和对我过去努力工作的肯定，伴随这个“机会”的将是另一个天地。在这个天地里，我可以更大胆、更自由、更自信地去“挖掘”自身的潜力，迎接新的挑战，体会成功的喜悦。
2005年，父亲患中风，他是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的。看到我的进步和成长，父亲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欣慰。他充满信心，要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到美国来庆祝我的成就，也住住我的新房子，坐坐我的新汽车。记得父亲上次来，我还是个“捉襟见肘”的穷学生，虽有一片孝心，但深感“力不从心”。通情达理的父亲总是安慰我，说来日方长。在美国——我奋斗、拼搏，成就的第二故乡，为我尊敬的父亲做些事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父亲没能等到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6年九月，父亲患癌症去世。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以超人的毅力，支撑着生命，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和孩子们一一道别后，父亲安然离去。虽然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我深深知道他的要求和希望。他用他的一生为我们铺路，希望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已在美国起步，我的“美国梦”要在美国实现，但何时才能实现我的梦想？答案是：路有多远，梦就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