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寅初公的人文品位

                                                                         □ 鲍世远

绍兴鲍氏家族自始祖尚志公艰苦创业，勤劳奋进，自强不息以来，向往着“以商入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这条成功之路。
到了第四代，l822年(清道光二年)，尚志公的曾孙寅初公出世。他勤读诗文，淡泊名利，喜好书画，尤好作诗，谨守节操。
1858年(咸丰八年)，寅初公中举；l868年(同治七年)他赴京殿试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到l871年(同治十年)，他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
1876年(光绪二年)，寅初公奉朝廷派遣赴盛京(今沈阳)，为已故帝后加徽篆宝。用马车代步，跋涉数千里。旅途十分劳顿，历时70天，但他不辞辛劳，使他“游兴所至，诗兴随之”，于是，以日记形式，包括诗、文、词诗体，将往返沿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成“纪游作业”，称之为《东使笔记》。
《东使笔记》是“以诗纪游”的作品，但是寅初公写《东使笔记》虽然是“沿途逐日登记，信笔书写，未经修饰”，可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游戏文章，而是就见闻所及，有感而发，抒发心臆之作。这和寅初公的人品有关，他一生喜作诗文，其诗重寓意，直抒胸臆，不事雕琢，颇具本色，意在反映民间疾苦，富于忧国忧民之心。且读他在启程时所写的《二剪梅词》：“清辉万里碧天空，回首春风，转眼秋风。一片乡心忆不同，半在闱中，半在闺中。明朝匹马度辽东，时是宝鸿，人是征鸿。生怕嫦娥问个侬，愁比诗工，诗比愁工。”这首词中，揭示了寅初公奉命赴沈阳时的复杂心情，他感叹的是，虽然面对万里碧空，但是转眼使是萧瑟秋天。匹马单车奔赴辽东，人在征途中，生怕嫦娥粗问，真是说不清楚，是愁比诗多呢，还是诗比愁多?
可以想象，寅初公的沈阳之旅，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困难重重，矛盾迭出，沿途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时甚至会遭遇担惊受怕的麻烦。一路上他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面对着各种困难，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千，激发他的诗兴，以诗纪游。
但是，我感悟到，寅初公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看到各地官员的傲慢，亲眼见到老百姓生活的艰苦，为官的作威作福，为民的受苦受难，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他的诗文中有所反映，他系念世道民生，同情百姓疾苦，进而抨击官场时弊，他洁身自律，主张为官清廉勤政，济时报国。
因此，《东使笔记》经过几次修改，到了最后定稿已经是寅初公的晚年。在写作《东使笔记》的过程中，他对仕途感到淡泊，萌生退志。
寅初公生活在清朝末年，正当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先后失败之际，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国内反帝反教斗争此起彼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剧烈，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中，岌岌可危。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境，生是除实，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寅初公的诗文中不能不反映出反对外来侵略，深切系念人民疾苦的内容。
当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寅初公不能正确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久，终于他去职离京，回到故乡。
1879年(清光绪五年)，寅初公的胞弟遗唐公由绍兴东北郊高车头迁移到城南的前观巷，买下与近在咫尺的徐渭“青藤书屋”紧邻的王姓宅院。遗唐公邀请寅初公亲临新居作客，手足情深，寅初公在前观巷宅院盘桓数日。这是寅初公去职还乡后的一次兄弟亲密相聚。他们哥俩有共同爱好，喜欢吟诗作画，遗唐公尤善于画兰竹梅，有时在画卷上请寅初公题诗，比如：“春日题遗唐画梅赠徐养和归里”，诗、书、画，相得益彰：
乍报东风发旧枝，赔香消息已先红。
江南路上须珍重，正是垂青驿柳时。
寅初公的《东使笔记》手稿本现存于杭州大学图书馆缮本书部。他的一生诗作《鲍太史诗集》，晚年时由他的忘年之交郑锡田协助编辑而成，共8卷，4册，选诗642首，约七万多字，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绍城斜桥德润斋刻本”印行。人们称寅初公“文品精湛，人品高洁，乡情浓郁，许多方面是值得令人称道的”文学大家。今年是寅初公逝世125周年，为缅怀这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忧国忧民的先贤，我们理当继承寅初公的遗志，发扬寅初公坚守节操，崇高淡泊，关怀民生，勤奋好学，热爱诗文，直书胸臆的人文思想精神，宏扬我们鲍氏家族的良好家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奉献我们的绵薄力量。
寅初公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来，实际上是一种淡泊名利，崇尚文脉，心存爱国，体恤民情，不事张扬这样的精神元素。这可能就是鲍氏家族成员共同具有的思想主流，也可以说是鲍氏家族的家风本质。
在物欲横流、浮躁浅薄的某些社会风气之下，我们的精神领域里，正需要这种清正高洁、坚贞自守的思想境界，独领风骚，始终处于清醒的状态，拒绝一切低级庸俗风气与浊流的诱惑，坚守一片净土，宁静天地，淡泊心灵。
寅初公的为人、为文以及为官，我认为，他的人生历程，他的人文精神品位，他的作诗抒怀，无不体现一种高洁质朴、正直内秀的人品魅力，这正是我们鲍氏后人所需要执着地延续下去的一种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