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氏家谱源流】史料(二):泰伯忠、孝、仁、德俱全
- 中华柯氏网 2014年4月10日 柯贵善
史料(二):泰伯忠、孝、仁、德俱全
(司马迁《史记》)说:“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他的一生,是谦让、开拓的一生。
古公亶父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部族首领。他有三个儿子,长泰伯,次仲雍,幼季历。
古公早有“翦商”之志,晚年更为坚定。季历娶商朝贵族女儿太任为妻,生子姬昌。《史记正义》载,姬昌出世时,传说有“赤爵(一种吉祥鸟)衔丹书入于鄷(周地),止于昌户(昌的家里)”。丹书上鲜红的17句话(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都是写的为君之道。古公认为这是“圣瑞”,姬昌是周室兴邦灭商的希望所在。姬昌稍长后聪颖过人,有王者风范和伟人气质。古公常赞赏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并将三子的名字改成“历”。《论衡》认为:历者,适也。古公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而后传给昌。但是按照当时的王室传统,王位只能由长子泰伯继承,而季历居少,没有资格承嗣。为此,古公左右为难,既不能违背王室的传统,又不能如愿传位,于是,终日闷闷不乐,竟然病倒在床。
古公的心事,已为泰伯觉察,他与仲雍商定,以替父采药为托辞,离开周原,避居“吴山”,让季历继任王位,以遂父愿,史称一让王位。
“吴山”即今陕西宝鸡县、陇县交界处,距周原约100千米。那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部落吴(虞)人居住地。泰伯、仲雍,勤奋谦让,有所作为,很快成了吴(虞)人部落酉长。《诗经·皇矣》载:“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邦”是周王室,“对”是配。道出了吴人部落与周王室相互呼应、相互关照的亲密关系。
不久古公病逝,泰伯、仲雍含悲而奔丧周原。季历劝慰泰伯继承王位,而泰伯坚辞不受。史称二让王位。这以后,泰伯决心更大,不比寻常,而是向东南远走高飞。他带领部分“吴山”族人,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辗转数千里,到达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定居江苏无锡梅里,开创新生活。
商末时的无锡梅里,古称蕃离,较多沼泽,百姓“断发文身”、“捕鱼捉鳖”。这种水乡习俗,与周原民俗迥然不同。周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伤肌肤,皆为刑余之人。可是泰伯、仲雍却毅然易服毁容,完全改从当地习俗,并向季历传言:我已到遥远的梅里,断发文身,成为“刑馀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见《论衡·四纬篇》),悲壮至极!于是季历即位莅政,史称泰伯三让王位。
泰伯遂父愿,“孝”之诚诚;让王位,“忠”之贞贞,不知感动了多少中国人!历史上,为了争夺王位,父子相戮,弟兄相残,屡见不鲜。难怪被人尊为“至圣”的孔子讲到这段历史时,也为之感动,为之敬仰,为之赞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在孔子看来,泰伯崇高的谦让品德和伟大的人格,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人世间,再也找不到的任何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了。司马迁又把他列为“世家第一”,对他赞叹不已。唐司马贞在《索隐·述赞》中说:“泰伯作吴,高让雄图。”
自古忠孝难两全,然而泰伯虽然生活在古代,却把两者完美、和谐地统一了。“三让王位”,为周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据考,15000年以前,江苏无锡地区开始露出水面,成为长江三角洲最古老的一部分,直到3000多年以前,梅里仍多沼泽,苇草丛生。泰伯来到这里,要在这比较后进的环境中扎下根来,极为不易!因此,泰伯到梅里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断发文身,改从当地习俗。这样,遂能够与当地百姓接近,并取得大家的认同。当人们得知这位周太王长子,因尊父意而三让王位,不远千里,历经艰险来到梅里时,他们感动了,敬佩了!
泰伯“让国南奔”之前,一直生活在古公身边,懂得兴邦治国之道,莫过于造福人民。泰伯来到梅里,不光是成全父意消极地避让,而是积极地开拓前进。他的事业对发展当地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交流周部族的礼仪和先进生产技术。他审时度势,率领百姓风里来,雨里去,群策群力,奋战艰辛,开凿了我国历史上
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后人称“泰伯渎”。那时仅有落后的工具,要进行如此巨大的工程,难度可想而知。《梅里志》载:“泰伯渎,西连运河,东进蠡河,而梅里当其中。长八十七里,广十二丈,起自无锡县东南五里许,历景云、泰伯城,垂庆、延祥等五乡,入长洲界。”即从现在无锡市清名桥南入口,经过坊前、梅村、鸿声、荡口,入鹅湖。继而又开凿香泾、洋泾、龙泾、梅泾等九条渠泾,让低洼淤积之水流人大江大海,呈现大片陆地。泰伯渎既利于种植水稻和桑麻,发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航运和灌溉。直到今天,它还是沟通东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水道之一。这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地经济文化的大融会,使荆蛮大地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富庶的希望曙光。因此,“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汉糜豹《泰伯墓碑记》)泰伯仁爱的胸怀,卓越的才干,艰苦的开拓精神,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泰伯”(《史记》)。但是,他不是以君主自居,也不称“君王”(《国语》),而将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国家自号“勾吴”。“吴人或问:‘何据而为勾吴?’泰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吴越春秋》)可见,他还是不忘当年的吴山。同时,他自称“绝嗣者也”,不求封赐,而是交权给了弟弟仲雍(指吴仲)。
3000多年过去了,泰伯那种谦让而又拓进取的精神一直影响并激励着人们前进。
泰伯“自号勾吴”,拥立为吴君之时,正值商末。这时岐山的周侯国,伐犬戎,征密须,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商王朝黑暗统治腐败至极,反商烽火四起,各路称雄。刚建立的勾吴国小而弱,为保卫民众生命财产,防御外来侵犯,泰伯选址梅里,构筑土城,以为国都。城曰“吴城”,亦称“泰伯城”。其城周三里三百步,外廓三百余里。城内建造宫室和民宅。此城是江南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吴氏的发祥圣地。
泰伯缔造了勾吴国,构筑了都城,势必设立官职,建立军队。尽管年代古远,记载阙如,一时难以考证,但仍可从许多遗迹中,从无数乡亲父老一代又一代的传说中得以印证。相传,泰伯城南的接岸船弄,是当年吴国驻兵的地方;“荒三千”中的那座“故文台”,就是吴国举行庆典、朝拜天地、检阅军民的地方。
泰伯在位的40余年里,不断地推动着勾吴国的发展和进步。他不仅大力发展农牧、冶炼、制陶等业,还努力发展贸易经济。这种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荆蛮文化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勾吴成为“衣食足而礼义备,民生敏于习文,疏于用武”的礼乐之邦。《史记》和不少古籍文献,均证实它是“东南礼乐,实始基焉”。
以梅里为中心的勾吴国,在泰伯治理下,一步一步地从贫穷走向殷富,从落后走向文明,国强民富,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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