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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已阅：4002 / 回复：8（楼主）

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原文载《读书》2002年4期
    清末修律,吉同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然而，人们已经忘记他了。
我一直知道他写有《大清律讲义》，很多图书馆都有，宣统二年法部核定本，以为是大路货，也没想过提阅一下。终于引起注意，是因为很偶然地翻到他的《审判要略》，总结古代刑官问案技巧的，也是宣统二年法部核定本。书后附有一些论文，当看完名为"上修律大臣酌除重法说贴"一文后，不由吃了一惊。哪怕不核对原文，也能发现，它太象收在《寄簃文存》中的那篇《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但后者是光绪31年（1905年）的事，前者却注明光绪30年5月。这本书面世时，事件亲历者皆在，又是法部核定，颁发全国，作伪可能性不大。那么，是否可以说，是吉同钧，而不是沈家本、伍廷芳首倡了删除重法一事呢？
关于《删除律例内重法折》，那就大大的有名了。正是通过删除重法，打开了修律的缺
口。这一"删除"，实际上也废除了乾隆六年（1741年）的律文不准变动的定制。祖宗成法，本来不敢妄议的，一旦可改可删，取而代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顺便说一下，清末修律，"礼、法"之间争得很凶，惟在重法删除上态度却一致。其故或在于，新派人物认为，删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当然都是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而旧派人物看来，这一切又都是"仁政"的切实体现，是歌功颂德的绝佳题材。
在《审判要略》后的跋文里，还了解到吉同钧的其他一些情况："石笙（吉同钧字石笙）
先生本文章钜手。其治律也，直登其乡先生薛云阶尚书之堂而胾其醢。西曹中久推老宿，比年名益隆，以法部正郎承政厅会办兼充法律馆总纂，并分主吾律学馆及法律、法政两学堂、大理院讲习所四处讲习，一时执弟子礼者千数百人。……。所著法律书稿綦富，而《大清律讲义》一种乃至风行半天下。"这又让我吃惊不小。律学馆是沈家本为培养法律人材奏开的，辖于修订法律馆；京师法律学堂为法部所属；京师法政学堂则属学部；大理院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大理院讲习所则是专门培养法官的，能身兼清末这四大法政专门学校的律学教习，是对治律之人的一种极高的荣誉。于是找来一本京师法律学堂同学录核对，确载其间。而查《大清现行刑律》卷首的衔名，"总纂官"五名，吉同钧列第一。
从此就极欲了解他的生平、下落和更多的文章。然而，宣统三年以后，吉同钧的名字仿
佛鱼入大海，从此杳无音信。那是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但不光是吉同钧，我发现，连民国间的人物，只要没有一官半职，又特别是研究法政的，哪怕学问很好，也从此在历史中失踪了。
当然，吉同钧的失踪并非后一种原因。他的失踪乃是因在修律中持保守的立场，这些则
是在找到他的晚年诗文集后才发现的。现在看来，吉同钧的踪迹并非难以寻觅，但辛亥以来，民族思潮，狂飚猛进，日新月异，保守一词几与"落后"同义。谁还会去注意一个以遗老自居的家伙？而舆论渐为激进人物把持，保守者之湮没无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为什么不能倾听一个保守者的声音呢？
清末修律，不可能以一二人之力毕克其功。参与其中者，自然是激进与保守混杂，且无
保守亦无所谓激进。关于修律之评价，后世有谓之中缀者，有谓之功成者，无论谓之中缀或
该帖子被shifang_ji2在2011-2-27 14:56:16编辑过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48:57）   回复此贴
  回复: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第 1 楼

功成，皆激进与保守之合力所致。杨度、董康、江庸诸人，史家类能道之，然杨、董、江等人，激进者也。至于沈家本，则浓墨重彩，大张旗鼓，然沈家本乃持阙中而总其成者也。保守者谁？前此学者，言必称张之洞、劳乃宣。张、劳诸氏，皆非学律之人，于修律一事，不过观其成而发其议，至删并旧律之轻重、博参西律之缓急，终难深察，故其所发之议，恐难免道听途说，以此二人视保守一方，亦终致隔膜。惟吉同钧，乃深谙律法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懂得制度的保守者。
事实上，吉同钧从不反对修律。尚在光绪29年（1903年），他就于刑部内首倡删除重法。1903年，对于中国法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就在前一年，国内还只有一些零星的国际公法、宪法、商法等书籍，但从这一年起，人们突然发现，书坊中冒出大量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法政书籍，且门类齐全，几乎涵盖了今天所知道的所有现代法学中的分科。或许可以说，尽管西方法学传入中国已经很久了，但只是到了1903年，一般国人才真正有了认识西方法学的完整面目的机会。然而，书籍翻译到知识的吸收，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年，在刑部里突然提出"现今中国之法网密矣，刑罚重矣"的观点（"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吉同钧：《乐善堂文集》卷七，1932年刻本，以后不注明出处者，皆自该文集），当然不是基于什么人权学说，但即使是从"仁政"的角度出发，在谨守法度的刑部一班人物眼里，也算是很激进了。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遭到"遏抑"，也是很正常的了。然而，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奇怪，没过几年，一个激进者就成了守旧者。才6年时间，到了1909年，几乎按他的意见在原来《大清律例》的基础上删除改并而成的《大清现行刑律》已经出台。但是，对同时期出台的另一部按近代刑法原理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吉同钧却已坚定地站在了反对立场上。
激进诸子，每有言及修律期间与"守旧者"争。故关于《新刑律》之争，张之洞、劳乃宣等尚在其后。事实上，草案未出炉，争论已经开始。据吉同钧回忆："当时馆员十余人列座公议，鄙人首以不适实用，面相争论，并上书斥驳，无如口众我寡，势力不敌。随即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可见，尽管参与修律诸公在以后总是说修律时他们处于劣势，但是，或许在修律的圈子里，真正处于劣势的恰恰是守旧一方。否则，《大清新刑律》的草案就很难出台。另外，虽然吉本人没说，但我仍然怀疑，以吉同钧为首的法部"守旧者"对"礼法之争"的发起，有着某种重要的作用。因为，律例乃专门之学，非治律出生根本无从置喙。各省各部能立生反应，言之凿凿，群狺汹汹，其中必有所恃，而所恃者，要么律学专家，要么法政留学生耳。
而且他接着说："复交法部会议，尚书廷杰亦极反对，即派鄙人总司修改之事。鄙人调和其间，以为逐条改正不惟势有不能，亦且时有不给，因另拟章程五条附于律后，藉为抵制弥缝之计，从此定局，奏准定于宣统六年宪政成立之日颁行"所谓"调和"其间，按现在的话说，无非是听取各家之意见，平衡众仙之利益。"礼法之争"终于因"礼派"人多势众而取胜，战果即《新刑律》后所附之《暂行章程》。此五条章程，历来被史家冠以倒退、落后、"封建"等辞。吉同钧欣然自承，不由不让人相信。
但，更关键的是，在"口众我寡"的形势下，是什么支撑他坚持新律"不适实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知识背景或信仰使他如此自信？这个问题的意义只要换个角度就清楚了，即，象吉同钧这样一生浸润于律例之学的旧式法学家的心目中，法律是并且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要坚持己见，并不是光有勇气就足够的，更重要的还得有底气。读完文集中的《法律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49:44）   回复此贴
  回复: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第 2 楼

门》后，隐约发现，吉同钧的底气就在于他对律例有着深刻的把握。在他的眼里，好的法律系统总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归纳起来，大致有三项。
第一，是有一批具备一定"道德器识"的"法律人"。他坚信，一个好的"法律人"，是不能"舍道德器识而专求法律文艺之间"的。因此，这里所说的"道德"，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而这在今天已有很多讨论，不多说了。倒是"器识"二字，现在不大听人谈起。所谓"器识"，是与"文艺"对立的。这使我想到"通达"、"练达"这类词。古人评价读书之人常用"通达"二字；评价办事之人常用"练达"二字。我觉得，无论"通达"、"练达"，皆落在一个"达"字上。读书不能通的，是书蠹，但"通"是否就"达"，似乎未必。办事尚未"练"，那只能算跑腿的，但"练"是否就"达"，似乎也未必。吉同钧所说的"器识"，通达、练达之"达"乎？
第二个条件是，"言法者"须深得"法外之意"。这似乎也是老生常谈，但依然重要。法律
不可能穷尽宇宙。文字中不可得者，斯乃"法外之意"。其实，吉同钧说的"法外之意"很复杂，不光是"纲常"一类，还有"人情风俗"以及法律固有之"理"等等。这里不去展开了。就说这个"纲常"吧，对于旧律来说，它虽不能涵括一切律文，但总算是一个明确的纲领。那么，对任何一个成文法，是否都需要一个能够体会的、作为达成某种共识基础的"法外之意"呢？当然，还可以把这个词换成法的精神、纲领、本位、目的、理念或其他什么的--反正，如果不作名实之辨，不过都是时髦与否的区别。总之，一种制度之于某个社会和时代，是否终需观念层面上的某种共识呢？尽管现在很多法学家都拒斥和嘲笑这个东西，但我总觉得，那些否定态度也颇值得怀疑。道理或许就象吉同钧的那些话一样直白而朴实。而且，只要想想没有共识的情况就清楚了：如果我们都还承认"律有未尽"之时的话，那么，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于律文有所穷之时，司法之士以何待之？总不能让他象一个站在抽象表现主义绘画面前的观众，只能抒发一通个体主观感受罢。所以，需要询问的是，今天我们的法律体系的"法外之意"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我们最起码的共识是什么？阶级斗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伦理？经济成本？效率？稳定？或者根本没有共识。如果我们连"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却偏要大谈特谈"应该是"什么？那就难怪执法者可以"高下其手"，也就难怪"民无措手足"了。
关于第三种条件，本来想叫它"经验思维"，但又怕人们马上联想"经验哲学"或"归纳逻辑"等等，没办法，干脆以来源而直呼为"例学思维"。
先来看这样一段话："新订之律，表面仅四百余条，初阅似觉简捷，而不知一条之中，实孕含数条或数十条，将来判决例成，仍当取现行律之一千余条，而一一分寄与各条之内
，不过体裁名词稍有不同耳。"（《律学馆第四集课艺序》）这话是吉同钧在《新刑律》出台不久后的评论。其意不是要恢复旧律，但却相信不光是旧律之精义，而且旧律的内容，都是新律所不能废的。旧律的内容，最终仍会通过一种叫"判决例"的东西得到恢复。我想，不但是对旧律精神的信仰，而且因为对"判决例"的功能的深刻把握，才使吉同钧有了一种抵拒新律的勇气。然而，这种对例的认识，还得从知识背景谈起。
吉同钧曾向律学馆的学生讲起他的治律经历：
"通籍后果分刑部，适值乡先前辈薛、赵二司寇先后迭长西曹，因得日诣门墙，质疑问难。从此律学稍有门径。然于办法之法尚茫然也。后充奉天、四川等司正主稿六年，任秋
审坐办三年，任提牢一年，又兼充京师内外工巡局审判官三年，阅历既多，情伪尽知。然后案件到手，办理稍有把握。但仅折狱于京师，尚未周知京外情形也。嗣经裕寿中堂奏派随往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50:19）   回复此贴
  回复: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第 3 楼

哲里木盟审判案件，周历奉天、蒙古各地，又知关外土俗与内地不同，而蒙古人情又与关外有别，始恍然于大清律例止可治内地，不可治外藩。从此研究理藩院、蒙古律例与大清律不同之故，知律之为道，因地制宜，因人立法。而以胶柱鼓瑟之见，求之则左矣。上年并充修例馆提调、法律馆总纂，博览英、美、德、法、俄、奥、和（按：指荷兰）、比、日本各国刑法，更觉法律一道，广大精微，变动不居。"（《律学馆第一集课艺序》）
这段文字，或许也可看成律学家所需要的条件罢。那就是：有名师指点、有丰富的办案
经验以及广博阅历。所谓"薛、赵二司寇"，乃清末先后任刑部尚书的律学名家薛允升、赵舒翘。得此二师指点，吉同钧还说他对律学仅"稍有门径"，绝非谦辞。
律例之学，未有不经办案能自通者。清代通律例者有三种，一种所谓的"刑名幕友"，俗
称"刑名师爷"，是专门帮地方官处理案子的；一种所谓的"讼师"，专在民间帮人打官司，但常为朝廷所不许。《刑案汇览三编》中还记载有讼师因"教唆词讼"而被流放边疆，年满仍不准回藉的案子，那已是清中期的事；另一种就是所谓的"刑官"，即刑部司员。他们一般是科举出身，素质较高，且在刑部办案多年，并能接触到最完整的刑案资料。故律学大家往往出自西曹。总之，要精通律学，出身尚非首要，重要的是须办案有年。
律例之学非读律即能掌握。既称律例，则律不能脱离例而独行。律文修纂事关重大，修
订之后，各朝皆有不得妄议律条的规定。清代乾隆六年定制，律文再不得改动，例则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彻底堵死了律文随时损益的可能性，律不能随时代变迁而调整，这就导致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日趋显要。刑官判案，于是每每援例而不引律，甚有所谓"律自为律，例自为例"的现象。实际上，经过清末修律前的最后一次即同治九年（1870年）的修例，例文已经从乾隆五年的1409条增加到了1782条，130年间例文增加了373条。而条文增加还不能说明变化之巨大。修例还包括删除、修改、修并、移并、续纂等情况。加上这些情况，可以说，乾隆年间的例到了吉同钧看到的时候，早已面目全非。这样的结果，即使是熟悉律例的刑名幕友，也往往因为资料有限，或不熟悉新例而在判案中误引错引。其中，特别是将已经废除的条例援引在案，是时常发生的。
而这还止是例的情况，如果出现例所不备，则可援引所谓的"成案"。就现在掌握的情况
看，成案的变迁是很快的。每种律目下可援为成案的大约二、三十年就有一种更替，或严或宽则视具体情况，并无准据。大约50年以上的成案，已经被称为"远年成案"，除非近期的成案中实在找不到类似情节，方能援用。这样，如果对成案不熟悉，要在清代办理案件简直是不可能的。又由于刑部总汇天下刑名，所以，律学名家大率出于刑部也就不足怪了。有学者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不应仅限于"律学"，还应该有一个"例学"方臻完善，这是很有道理的，而研究"例学"的关键，恐怕更在于把握成案的变迁罢。
然而，为什么迟迟不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例学"？一方面，固然资料缺乏整理。一方面
，与长期以来误解"例学"中的方法论有极大的关系。援例断罪常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无疑是"比附"。但一直传说着这样一种观点，"比附"就是"类推定罪"，就是罪刑非法定，于是，也就是野蛮时代的刑法原则的代名词。其实，"比附"和类推是两回事。"比"者，比对、类比、比较也；"附"者，附丽、附着也。和什么"比"？当然是和已有的先例比。"附"于什么之上？附于成例和成案之上。"比"什么呢？主要是事实和情节。一般来说，根据律文能够确定的只是案件的性质。但是，仅仅知道了是故杀、误杀还是戏杀，或者区分了强盗还是贼盗，是远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51:02）   回复此贴
  回复: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第 4 楼

远不够的。"刑官"们被要求对案件情节作非常细致的分析。未遂的，是临时畏法退缩，还是害病不往；放风的，是否接过赃物或上前帮手、威吓等等。仅一个杀人，就有30余种在经验中被区分出来的较明确的情节，如火器杀人，一死数伤、致毙老人、致毙小孩、致毙妇女等等。只有根据这些情节，找出相同或相近的例或成案，才能真正作到不但定罪，并且量刑。可以说，成例或成案是判断本案刑罚轻重的上下浮动的根据。
因此，"比附"这种方法，更多地是运用在例的选择过程中的，它指的是在已经找出性质
相近的例或成案的基础上，拿本案和这些先例比对，并找出与本案情节最相近似的例或成案，作为审判结果的最终依据。举一个例子，比如，犯擅杀（杀人，但所杀之人如经审判亦为死刑）的罪犯在秋审时究竟入实还是缓决？在清代，一般来说是，杀死一、二人就入缓决；杀死三人以上，则入实。按现代法学的逻辑是无法理解的，我们会问：一人也是人命，三人也是人命，区分的理由是什么？但因为有成案作为依据，则不需要讲什么理由，刑官的任务，在有例和成案的情况时，只需把相类似的情节作细致和准确的比对。例和成案就是权威的本身。
例和成案成为办案的基础，但围绕二者的争论仍是广泛存在的，沈家本编订的《刑案汇
览三编》中的大量详文原稿显示，刑部与督抚--实际上是与他们的幕友--之间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就是哪一个例或成案更适合本案。总之，清代的治律之士，必须能迅速准确地找出最适合本案的例或成案，否则就是无法胜任刑名重任的外行。当然，并不否认有"破例"的情况，而能"破例"之人，皆是例案早已融贯于胸，又于例案之外旁征博引，确能让世人心服。这已非有"道德器识"之律学家所不能为了。而一旦"破例"，所破之例案往往就在今后的十数年里成为处理同类案件的新的依据。
这样的事实可能与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反。今天，一想到中国古代司法，就是类推判案，
就是草菅人命。实际上，各种传世的刑案汇编却显示，律、例结合的审判方式，使得案件经验地但又必然地深深镶嵌在相类案件之间。可以说，审判中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是相对严格的（那种经过反复争论导致"破例"的情况，则是这种严格性的另一种表现）。而能做到这种严格性就是因为"比附"。
"比附"和"类推"在逻辑上是区别很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通过抽象的律文定罪是一种定性分析，那么通过与例或成案中的情节进行比对的工作，即"比附"，就是一种定量分析。前者如果说是以概念和语句为依据，以三段论为方法，后者则以情节和事实为依据，以经验归纳为方法，二者本是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面向。没有律文的总结，例就失去纲领，变得鸡零狗碎，可能象原始部落的法一样，一个伤害要区分伤的是胳膊、大腿，还是眼睛、牙齿。反过来，没有例的经验，律则是枯槁皮囊，无血无肉。须知，所谓律文的推演，只有概念的类的推演，无所谓情节上的"类"的比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推演，或许在字面上讲得通，在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因为太大的空间需要填补，从而使类推往往流于有"推"无"类"。
没有例的制度，不懂得"例学"，没有那种对例的感觉，很难真正理解吉同钧这种多年浸
润于"旧律"中人的言说，因此，也终于将他的经验之谈与他的关于"纲常"之说一起当作迂腐之论而抛弃。旧式"刑官"，在大量的案例辨别和比对过程中，一种"例学"思维已经深入骨髓。这种思维表现为，一方面，先例是神圣的，例的比对工作也是相当严格的，案件的审理工作，首先被简化为先例的寻找工作，只要找到了类似先例，案件审断就只能按先例来，一般没有更改的余地。正是在大量的遵循先例工作中，一种对法律权威的尊重之情内化了。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51:45）   回复此贴
  回复:应倾听“保守者”的声音 第 5 楼

同时，由于事物变幻万千，一种事情总是有多种处理方法，因此，也就总是有多种选择
。前人的选择究竟是偶然还是一种聪慧的表现呢？往往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却很重要，前人的选择，因为国家权威的支撑，选择结果已成规则，这些规则，很难说每一种都有大道理，但也难免有一定道理。而在承认这些规则和理由的同时，一种尊重前人经验的意识也牢固地树立起来。
另一方面，例的形成是经验的，案件与例的比较是具体的。大量的案例使治律之人看到
的纷繁复杂、无穷无尽的生活在涌来，这不是通过一个条文的推理，甚至也不是靠已经积累起来的那些成例与成案可以处理的。且不用说大千世界"情伪万端"，总是有新鲜事物、手段不断涌现，情节的比对，总会"有时而穷"。也不用说即使非常类似的案例，尚不可能在每一个情节上都完全同一。只要想想，即使能找到情节上完全同一的案件，只要时间、地点、当事人等任一要素有所不同，都仍然可能影响判案的结果，那么，就可以理解吉同钧所言的："知律之为道，因地制宜，因人立法。而以胶柱鼓瑟之见，求之则左矣"。这段话，本来是讲不同地方的立法，但又何尝不是因多年亲炙案件而发的经验之谈？
总之，这种例学思维就是，一方面是对前人的智慧及所创建的先例的权威保持尊重，一
方面又知道规则应该具体而论。规则，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这是极为经验的认识。而这种经验认识，是几乎内化在每一个象吉同钧这样的旧律专家身上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知识背景，才容易理解为什么吉同钧会反感废除《大清律例》。他始终认为，"大清之律非大清所创造也，中华数千年之国粹，经历代圣君贤相参合理法，以辑为成书。"（《刑法为治国之一端若偏重刑法反致乱国议》），是想抛弃也抛弃不了的，这或许又要被人指为迂腐之言，但如果暂时忽略他所强调的律例中的"经义大旨"，只从律例里面有前人的经验累积和规则选择来看，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此基础上，得出旧律乃最适合中国人的法律也就很自然了。他说："不知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夫以中国政教统一之邦，而直奉川陕各省犹有专条，蒙古有蒙古之例，回民有回民之例，苗蛮有苗蛮之例，彼此犹难强同，况中外风俗不同，宗教各异，而欲屈我之法就彼之范，岂非削足适履乎？"（《大清律讲义序》）真的，如果不考虑吉同钧的知识背景，看到这些话，或许会以为仅仅是一个守旧老人的固执，但对他来说，一生所受的专业训练，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过是一个深谙制度之人的大实话。
但或许吉同钧错了，或许法律体系只要有观念上的正确指引，不靠经验积累也能运作。
事实上，今天的法律系统--如果说残缺的"系"和"统"加起来也算系统的话--就是这样。但这是怎样一种运作？同一类案件，此地立案，他处驳回；同一情节，南省判刑，北省无罪。古人常恨"高下其手"，然而"高下其手"毕竟还有一个可高下的准绳。想象一下，连这条准绳都没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可以天马行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有些事实就是千真万确地发生在号称迈入法治昌明的21世纪的今天。更可怕的是，那些相互抵触从而也是不公正的判决，被号称公正化身的裁量者炮制出来，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其结果，只是摧毁了大众最后一丝期许。它不但昭示着一种恶，而且本身就作为恶的化身，从而将社会风气搅动得烦躁起来。它的实质，是要让大众在绝望的氛围中生存，是喝令那些对公正失望后的百姓再次匍匐在权势的面前。
面对这样的情形，不得不问，为什么没有先例可循？哪怕一个恶的先例，如果每个人都
必须遵从，尽管让所有人都忍受恶例之苦，但至少让人感到平等是真实的。而事实上，我们的法律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诺。总之，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中缺乏"例学"，而且，今天的各个部门法学都应该反省，为什么只有"律学"而缺乏一种应该被称为"例学"的知识系统。这样的局面，意味着我们在关于法的方法和法的制度的把握上有着某种缺陷。可以说，一种重视经验的、实用的、系统的、长成的传统法律方法论丢失了。由于这一知识系统直接影响着民生与民命，因此，它的丢失也就显得更加不可原谅。我们都说法制不完善，或许，法制最大的不完善，不是条文的多少，而是已有的条文不能有权威，未有的条文不能形成惯例；我们都说法官素质不高，既然法官的素质不高，又何必强求他在抽象条文中苦苦推演。其实，法官素质高又能如何？没有先例可遵循，或有先例没有权威，就算法官都是法学博士，难道不一样只能以己意定高下？总之，这一状况是真的，没有参照系，连经验积累也不系统；没有思想渊源，连方法论传统也被丢弃，法律和法学在虚假繁荣里高歌猛进。
2001年12月5日夜于农园

作者：shifang_ji2 （2011/2/27 14:52:28）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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