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2014年10月11日01版）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杜羽）由光明日报社、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的“我与中华古籍”有奖征文活动，10日在中国图书馆年会上举行颁奖仪式。78篇征文作品分获各类奖项，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获得组织奖。
    旨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此次征文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共收到海内外读者投稿1500余篇。参与投稿的读者，既有来自各高校、图书馆、出版社的专业古籍工作者，也有工人、农民、军人、公务员、学生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年龄最长的90岁，最小的8岁。他们的征文稿件或讲述阅读古籍的心得，或分享收藏古籍的快乐，或总结保护古籍的经验，无不体现出当代中华儿女对中华古籍及其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浓浓深情。
    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集聚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之光。古籍整理与保护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举办“我与中华古籍”有奖征文活动，对于提高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推动形成全民了解古籍、阅读古籍、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颁奖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主持，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沈卫星宣读了获奖名单。

    (获奖名单见4版，其中江苏东台吉家林的一篇征文《在古籍传承收藏与阅读应用中实现自我》荣获优秀奖)

                                吉家林

    我家祖籍江苏镇江，清咸丰时迁居苏北东台城。我的曾祖父吉城是晚清廪贡生，他研经宗齐鲁学，读史通马班书，撰有经史专著32种，被学术界公认为著名经史学家，在《江苏艺文志》和《盐城历史名人》等文献中均详列其名其著。到民国初，我家书斋中所藏古籍已破万卷，后因祖父英年早逝，曾祖将其藏书都传给了父亲。我的父亲吉传莘精心守护着先大父留下的古籍，毋使泯没，自己又添置了一批民国书刊，以充实家中藏书。
    孰意到了1966年8月，遭文革“破四旧”潮流洗劫，我家所有藏书被父亲工作单位的所谓“革命群众”抄之一空，他们将这些古籍胡乱堆放在单位的一间小屋里。三年后，我父亲有位学生被结合到单位“革委会”，他私下同意了父亲“归还被抄古书”的诉求。彼时我正在农村插队劳动，得信后立即带上扁担和箩筐回来，将堆在小屋地上的古籍一趟趟搬运回家。细一检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书已受潮霉烂，只得忍痛割爱，将烂书充作废品卖了；再经清点，品相基本完好的明清版古籍尚存6000余册，民国版书刊也有近千册，便觉得能收回这么多，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改革开放后，古籍不再是“四旧”而成为“瑰宝”，父亲也慎重地将这批劫后余生的藏书传给了我。为尽快弥补文革中的损失，我急欲扩充藏书量，并决定走出去搜寻。我先后去过本省各市县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西、湖南、四川、重庆、云南、海南各省市，千方百计搜寻到各地家谱及方志上百部，人家肯转让的就收购，不肯转让的就复印。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我已收集到了大多数藏于民间的《吉氏族谱》。
    2009年10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慕名与我联系，表示了要来看看我家古籍的想法，我当即答应了。国图随即派出四位古籍专家来东台，专家们看到我家全部藏书后，恳切希望我能将国图无藏本的一些古籍出让给他们，我考虑之后也同意了。我将163种315册古籍转让给国家图书馆，还向东台中学、合肥一中、南京师大及地方图书馆捐赠了15种32册（份）古籍文献。
    我传承藏书及捐让古籍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认可，盐城市藏书家评委会特授我“藏书家”匾牌，盐城电视台制作播放了《吉家林和他的藏书》专题片，江苏电视台制作了《学者型藏书家吉家林》外宣片在国际频道对外播放，合肥一中将我捐赠的古籍文献视为“镇校之宝”，《盐阜大众报》、《合肥晚报》也都专题报导了我藏书与捐书的详情。
    私人收藏古籍仅存放在家中是远远不够的，要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就必须阅读和应用，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如何阅读和应用古籍，我的体会是：首先要阅读，然后须应用，阅读要从小学类古籍读起，这是基础，接着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博览群书；应用则需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要将阅读中学来的古籍知识灵活运用到本职工作和个人研究中去。
    我自小就是看着《字课图说》来识字的，上学后则是从小说类古籍看起，再到选读历代史书、诗词曲赋、名家别集等，上大学读的是理工科，但仍选修了语文课，参加工作后虽然岗位和性质多次变动，但都努力将各类古籍知识应用到所从事的工作中来，且均取得较大成效。

     光     承
     大     志
     在     于
     后     先
     世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