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氏家族通常正统意义上说始祖来自黄帝裔孙伯鯈之后，改姞为吉而来。早在南宋时，吉族先贤中就有人开始研究吉姓氏的起源和始祖了。按江苏江阴暨武进惇裕堂《吉氏宗谱》之记述：南宋绍兴四年（1134），祖籍山东兖州的吉与忠公官谏议大夫兼国史馆编修，他利用为朝廷编写国史能看到大量史料的优越条件，精心修辑了南宋以前的《吉氏宗谱》。按此宗谱《吉姓考》一文：“吉姓之传有二，其一为黄帝之裔伯鯈之后，封于南燕，赐姓姞，后改为吉；其二为周宣王时尹吉甫，后子孙以字为氏，此吉姓所由来也。”
关于吉姓之传的这“两个由来”之说，后来在各地吉氏族谱中广为通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知晓这“两个由来”的最初出处和最新考证。
第一个由来出自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吉氏出自姞姓。黄帝裔孙伯鯈封于南燕，赐姓曰姞，其地东郡燕县是也。后改为吉。”
第二个由来出自中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林宝《元和姓纂》：“吉姓氏，一云周卿士尹吉甫之后，以王父字为氏。汉有汉中太守吉恪。”还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广韵•入声五质》：“吉下云姓，出冯翊，尹吉甫之后。”
经过著名资深谱牒专家江苏东台吉家林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得出了“这两个由来实际上是一个源头”的结论，即吉氏得姓始祖为伯奇，伯奇尊其父吉甫为一世祖，故吉氏始祖就是西周宣王时的师尹——兮甲吉甫（宋有文物兮甲盘出土），后世习惯上称为尹吉甫（实际尹是官职，不是姓）。由于伯奇曾遭后母谗言被放野于冯翊，并以其父之“吉”字为氏，随着伯奇的吉氏后代繁衍与壮大，冯翊也就成了吉氏的郡望和堂号。因为吉氏来自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之后裔，汉族的烙印符号也就毋庸置疑了。
修家谱主要作用是寻根留本，清源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所以很多家谱会在序文部分列出很多家族中名人，作为后昆学习的榜样，也是引以为傲的事情。吉氏家谱也不例外，特别是自明朝以后的民间修谱之风盛行，很多家谱在列举族中名人时都有明朝监察御史吉昌的名字。那么吉昌究竟是何人？
《明纪》卷五记载：“河西人（唐兀人）星吉，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殉职。明太祖悯其死节之忠，擢其子达尔麻识里官内廷，赐名吉昌。迁监察御史，后超迁山东按察司副使。”（见宋濂撰《星吉公神道碑记》，收录于《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
这一段记载很明确地说明了吉昌是元代忠臣星吉的儿子。星吉是唐兀人，吉昌自然也是唐兀人。唐兀人是什么人？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至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所以吉昌是唐兀人，也就是党项族人。
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红巾军起义于颍州爆发，很快向全国蔓延。同年九月，以徐寿辉为首的南系红巾军起兵，攻占蕲水与黄州，十月，徐寿辉于蕲水县称帝，建立天完政权。次年正月，徐寿辉红巾军连陷汉阳、兴国，武昌已成为孤城，当时的湖广行省平章为星吉。                             宝应康熙54年《吉氏家乘》
据《元史•星吉传》：“至正十一年，汝、颍妖贼起，会僚属议之，或曰：有郑万户，老将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严巡警，悉以其事属郑。贼闻之，遣其党二千来约降。星吉与郑谋曰：此诈也，然降而却之，于是为不宜，宜受而审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歼之，械其渠魁数十人以俟命。适有旨召为大司农。同僚受贼赂，且嫉其功，乃诬郑罪，释其所械者。明日，贼大至，内外响应，城遂陷。”
这里记载就是吉昌父亲星吉的事迹，说到吉昌不能不说一说其父亲星吉了，因为吉昌本名也不是吉昌，这名字的由来也跟其父有关系的。
星吉 (1296—1352)，字吉甫，元代唐兀人，也就是元代西夏人。星吉出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 (1296)，其祖辈以精通多种语言而见用于蒙古大汗。星吉自幼受家族的熏陶和培养，具备优越的语言条件。武宗时，十几岁的星吉即被任命为怯烈马赤 （蒙古语音译，又译“怯里马赤”，指通事 ，即译员），侍奉仁宗于潜邸。英宗时，星吉步入政坛，其后历泰定帝、文宗、顺帝前后四朝，颇有政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被派往湖广、江西行省负责镇压红巾军起义，曾取得局部胜利，后兵败绝食死于江西，享年57岁。
星吉家族自其曾祖侍奉成吉思汗开始，至星吉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后出任湖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其家族在元朝的仕宦达到了顶峰。星吉数子出仕于元，三子入明后受到朱元璋的奖掖，仕于明。后人对星吉誓死元朝的忠贞气节多有称颂。
星吉家族自其曾祖开始，五代皆仕于元。曾祖朵吉、祖父搠思吉朵儿只、父亲搠思吉、分别以言语材艺事太祖成吉思汗、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担任怯烈马赤，译诸国言。由此可见，星吉一门是精通多种语言的党项家族。星吉先世三代，均因星吉之贵而封王：朵吉追赠荣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秦国公，改封雍王；搠思吉朵儿只追赠荣禄大夫、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代国公，改封凉王；搠思吉追赠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赵国公，改封郐王。朵吉妻伦彻彻，搠思吉朵儿只妻阿挽，搠思吉妻顺祖，皆从其夫封为国夫人，后改封王夫人。星吉兄弟共六人，他排行老三，其兄弟事迹已不可考。星吉两娶，首娶龙庆州 (治今北京延庆) 达鲁花赤脱欢之女奴伦，这是英宗御赐的一桩婚姻，并赐钞三万贯作为聘资。不幸的是，奴伦生一子而卒。星吉再娶郭氏，乃中书平章政事不花之女。奴伦和郭氏俱封赵国夫人。
星吉共有五子一女。长子刺哈咱识理，星吉死后特授荣禄大夫、利国监太卿；次子答儿麻八，大中大夫、佥辽阳行枢密院事；三子达尔麻识里；四子宝山；五子宝座。女一人。入明后，朱元璋悯星吉死节之忠，赐其三子达尔麻识里名吉昌，官内廷，迁监察御史，又升山东按察司副使。星吉死后，敛葬于蕲水（今湖北浠水）凤皇山下。朱元璋克蕲水后，达尔麻识里将其父棺椁移葬于顺天府西北玉河乡。他在赴山东上任之前，请宋濂为其父撰写碑文。大概因为星吉曾镇压过农民起义军之故，宋濂不敢擅自为星吉撰写碑文，于是将此事上奏朱元璋。朱元璋给宋濂的指示是：“星吉之忠，朕实知之，卿其勿辞。” 于是宋濂考论其事，撰成《元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丞相追封咸宁王谥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
由此看来，吉氏家族家谱写到的明监察御史吉昌，就是星吉的第三子达尔麻识里。一个西夏的党项族（唐兀）人怎么就被黄帝后裔汉族的吉氏写进族谱里面去呢？分析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明以后的人已经不知道吉昌是唐兀人的事实了，二是家谱攀名人的心理使然。这是很多家谱存在的现象，即所谓“人文蔚起，甲第蝉联”、“瓜瓞绵绵，簪缨相望”是也。              
一些地方方志对于吉昌记载，由于没有说明他是西夏唐兀人的身份，也存在有误导民间修谱的嫌疑。如明正德《琼台志》、明万历《儋州志》等。清海南崖州吉大文《吉氏谱考》记载：吉昌是山西北庭（廷）人（北庭此处当指元蒙政权），元忠臣大夫吉星之子，孝行著闻，见重于时；明洪武年间入尚宝司，拜监察御史，继迁山东按察副使；永乐中以谤累，谪置儋耳军（今海南儋县西北）。这样一来，原本“达尔麻识里是星吉之子”的真相，就变成了“吉昌是吉星之子”的事实；原本与吉氏家族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唐兀人，变成了吉氏家族中的名人了。或许是由于明代吉氏家族中名人很少的缘故，历代吉氏名人中唯独明朝似乎就是这个监察御史吉昌可以在家谱中显赫家族了，有甚至为了能攀上关系将吉昌虚构成原名吉昌元，实在是荒谬极了。
攀名人之风盛行于家族修谱之中，虽然也有家谱中严厉抵制这些风气，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家谱撰修者的历史知识水平局限，一些错误还是继续在蔓延，甚至到了以讹传讹的地步。还是以吉昌为例说明，江苏宝应吉氏在康熙54年（1715年）修谱时，尊福四公（讳德贵）为一世祖，只是将吉昌作为家族名人写进了谱序（见前图宝应康熙谱《吉氏家乘•族谱渊源》）。江苏金湖丁宁庄吉氏的始迁祖本是来自宝应的七世祖，但其后代在清嘉庆年间修谱时，就开始尊吉昌为一世祖了，而将真正的宝应吉氏一世始迁祖福四公改为吉福，并将吉福说成是吉昌的孙子。按照宝应祖先口传信息，祖先是洪武初年因苏州兵乱来自阊门，迁居到宝应时福四公已是垂暮之年。按照福四公的次子缘二（云贵吉氏始迁祖吉劦）出生于元泰定元年（1324）推算，福四公当在1302年以前出生；而吉昌之父星吉出生于1296年，吉昌行三，则吉昌当在1320年以后才出生。这就是说：福四公的年龄要比吉昌大得多，怎么可能是吉昌的孙子呢？况且福四公洪武初年离开苏州迁居宝应的时候，吉昌还在监察御史的任上（据查阅《苏州府志》吉昌没有在苏州任职，时任应在明京师应天府南京），怎么会搬离苏州呢？
除此之外，还有明朝一代名臣《宋濂年表》可作佐证：“明洪武九年丙辰（1376），宋濂67岁。正月，命宋濂等议定王国所用礼乐。六月，授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仍兼太子赞善大夫，以送连长孙慎微殿廷仪礼司序班，次子璲为中书舍人。十月，监察御史吉昌等弹劾宋濂等诣阙奏事、僭行左门、有违礼仪，诏宥之。”按《宋濂年表》，说明了在明洪武九年（1376）宋濂已经67岁，这年十月吉昌等弹劾宋濂。从而有力地佐证了吉昌不可能是宝应始祖福四公祖父的说法。
那么，金湖丁宁庄家谱的写法只能用攀比名人来解释了。无独有偶，金湖丁宁庄吉氏错误把吉昌做为自己的始祖，而云贵吉氏2008年修谱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在金湖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代吉星（实际上是吉昌的父亲星吉），致使以讹传讹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诚然如此，我们也发现同样是吉氏家族老谱，江苏《云阳吉氏家乘》中在罗列吉氏名人时却始终没有提及吉昌，而在《云阳吉氏家乘》七修本中专门有一篇《吉氏谱外篇》对历代吉氏名人做了简介，也不提及吉昌其人，撰文者是清乾隆年间朝廷赫赫有名的翰林吉梦熊。由此可见家谱撰修者的历史知识水平高低还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吉昌的其人其事，只有在沉寂的浩瀚历史典籍中才能查到一二，我们或许觉得吉昌的民间口碑也不错，家谱中皆言孝行见称，又能得到朱元璋的录用，在一些吉氏家谱中溢美之词可见其间。
在云贵道光老谱中有“而与砺带之盟者，则有吉昌焉”、“大明洪武时攀龙附凤者，有吉昌”的记载。宋濂能帮吉昌为其父星吉写墓志铭，可谓有恩于他；然为何后来又在宋濂67岁时吉昌弹劾他？对于吉昌的真实为人，或许只有历史知道吧？因为只有历史是真实的，没有私心的，修家谱犹如修国史、方志，尊重历史才是有价值的家谱，才能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还原事实的真相，这也是家谱正本清源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作者注：本文参照了邱树森，陈广恩《元唐兀人星吉生平考》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