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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谱牒研究者意欲解开八百多年前吉氏族人的迁徙疑案 已阅:4716 / 回复:21(楼主)

谱牒研究者意欲解开八百多年前吉氏族人的迁徙疑案

           ――宋时从山西汾晋南迁江苏丹阳、镇江、苏州的三支吉氏演变之分析

                                        吉家林、吉正祥/文

    题记:
    祖父在世时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们宝应的吉氏来自苏州阊门,老祖宗共有三人,另两人在江南,具体也说不出其他什么了。如今网络先进,各地吉氏联系紧密,信息更多,故而有幸而看到《云阳吉氏家乘》中记载吉氏从兄弟三人的史实:老大称“福一”、老二称“福乾”,老三称“福□”。真是很纳闷,为何苏州这一支始迁祖的名字不详无考呢?而宝应的吉氏始迁祖又称福四,虽然并非相同朝代,这难道与丹阳的“福一”、镇江的“福乾”仅仅是称呼巧合吗?我们吉氏当今著名的谱牒研究者、吉氏论坛版主东台吉家林先生,通过思考、设想、推测、演绎、诠释,给我们吉氏族人一个充满惊奇和希望的演变之分析。
    (吉正祥)

     分析:
    1、宋代从山西汾晋地区渡迁江南的吉氏三兄弟是从兄弟,一居丹阳、一居镇江、一居苏州,这在《云阳吉氏家乘》中是有记载的。
    2、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有汉人不愿受金人统治而“南渡”之说。所谓“南渡”,老百姓与官家是不可相比的,如北宋末的吉与忠公是扈从康王赵构(后成为南宋朝的宋高宗)之车驾而南渡的,他们有车有马、有钱有势,代表着朝廷官家的南迁;而汾晋的吉氏三兄弟只是普通难民,南渡等于逃难,能逃难到江南是相当艰难困苦、相当不容易的。由此我认为,这三兄弟当是尚未成家的无牵无挂的年轻力壮之人(年龄当在20岁向上),因为老年人是经不起这样颠簸的,而已成家的则要拖儿带女也不是能说走就走的,而小孩子则不可能单独逃难,需有大人带领。
    3、一般认为,“南渡”之年是北宋末靖康年,即1126年。若按此年“南渡”推算,三兄弟中的老大当出生于1095年左右,时为31岁;老二出生于1100年左右,时为26岁;老三出生于1105年左右,时为21岁。这样的出生年之说,就与《云阳吉氏家乘》中的记载产生了矛盾。因为家乘中说:丹阳吉氏4世贵和公,操行醇良,由县举为耆硕,明洪武四年(1371年)以粮长入觐,特授福建邵武府同知。从“南渡”的1126年到贵和公当同知的1371年,中间相隔了245年,难道就只蕃衍到四世吗?这是说不通的。对此,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中间缺失了几代,但我们没有理由和依据认为家乘中的世系有缺失;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云阳吉氏家乘》的首修谱序中只说“宋时有福一者因南渡至丹阳”,并没有指明是靖康年“南渡”的,由于“宋时”的时间跨度很大,故他们很有可能是南宋朝建立以后才“南渡”的。
    4、按家乘记载,贵和公是生于元代,晚年才当上粮长,明洪武四年(1371年)时被举荐当上了邵武同知这一小官。假设丹阳吉氏四世祖贵和公1371年当官时55岁(超过60岁大概当不到官了),那么他当出生于1316年左右,三世祖当生于1276年左右(按40年一代算,因为异乡人成家立业不易,娶妻生子当较晚),二世祖当生于1236年左右,一世始迁祖“福一”则当生于1186年左右(按50年算,因为始迁祖要成家立业更不容易,娶妻生子当更晚些)。再假设“福一”是30岁时“南渡”的,那么三兄弟的“南渡”之年则为1216年左右,1216年是南宋朝宁宗嘉定九年、金朝宣宗贞祐四年,这仍然是“宋时”啊。虽然北宋的康王赵构是靖康年南渡的,而江北的老百姓却不一定都是靖康年南渡的呀。可能的情况是,北方汾晋的汉人在金人统治下生活艰难,一些年轻人不甘于受金人异族的统治和奴役,向往江南的南宋朝汉人统治区,故而“南渡”到江南来了。
    5、三兄弟到达江南后就分散了,其因可能有二:一是难民众多,极易失散(1966年“大串联”时我就曾与其他三个同学在北京火车站失散过);二是他们本是从兄弟,出自三房,到江南后就各奔前程、各自谋生了。
    6、就老大“福一”、老二“福乾”而言,“一”是数之首、“乾”是卦之首,二字均有“第一、起始”之意。老三虽然名失考,但其称号应与“一、乾”同义,于是我曾拟称老三为“福元”,“元”也是“开始”的意思。


作者:吉家林、吉正祥 (2008/9/11 17:57:06)   回复此贴
  回复:谱牒研究者意欲解开八百多年前吉氏族人的迁.. 第 1 楼


    7、老三居苏州后未能与丹阳的老大、镇江的老二接上头,在那兵荒马乱、交通通讯落后之时,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8、康熙宝应《吉氏家乘》是目前已发现存世的吉氏谱牒中最早的一部书谱,其价值很大,因为记载的都是原始资料,金湖的光绪和民国谱则是参照此家乘而修成的,反映的只能算二手资料。
    9、“福四”是有名讳的,《宝应吉氏家乘》中说“我福四公讳德贵”,故“福四”只是一种称呼。为什么要称“福四”呢?是排行老四、上面还有“福一、福二、福三”三个哥哥吗?应当不是,如果是这样,家乘中应有交待。由此我分析,按“一、乾、元”为“第一代”之义,“四”当为“第四代”的意思。由此推想,“福四”(即德贵公)很可能就是老三“福元”的曾孙,当系苏州吉氏四世。
    从时间上来看,苏州吉氏德贵公是明洪武年间迁宝应的,而丹阳吉氏贵和公则是明洪武四年当官的,因此德贵公与贵和公乃是同时代之人;从名讳上来看,二人名字中均有一“贵”字,只不过丹阳四世是“贵□”排行,有贵和、贵华、贵中、贵高公等;而宝应四世则为“□贵”排行,有德贵公。故“贵”字有可能是祖上定下来的“辈份排行次序”,只是丹阳放在姓名的第二字、而宝应放在姓名的第三字而已,因此德贵公与贵和公等当是同世系(都是四世祖)之人。
    10、民国金湖谱在福四公前面加上了“昌公、询公”二代,并将“福四”改称为“福公”,这是经不住考证的。昌公在洪武时虽然任高官,可是到了永乐时却因谤累被谪往海南去了,询公(苏州太守)在史料上也一直未能查到此人,海南吉大文公甚至怀疑他们的祖墓是昌公墓。育斌、高翔等宗亲也认为金湖吉氏可能不是昌公的后代,因为昌公被谪,全家都得去海南,昌公后代的归宿应在海南。
    11、从世系上来看,育斌是丹阳吉氏24世、我是镇江吉氏25世,如果德贵公是苏州吉氏4世的话,咸东就是苏州吉氏23世、尔祥也是苏州吉氏23世、正祥就是苏州吉氏24世。我们五人现在也是同时代之人,在经过了800多年后,世系上只相差了1—2代,这样的世系排行在时间上应当说是相当吻合的。
    12、福四公之子缘一、缘二公,康熙宝应《吉氏家乘》中说是“无后”,当是“无考”比较恰当。至于缘一、缘二公是否就是离家从军到南京、后又去云南平叛的协公、刕公呢?这虽然也是无考,但也是有可能的。
    从年龄上来看,云贵谱载“刕公(1324—1404)”,协公是兄长当比刕公大几岁(3—5岁),假设协公生于1320年左右(兄弟之间按4年的岁差算),假设他是吉氏“福门”苏州支五世中的老大(即宝应谱中的“缘一”),按前面之分析“老大福一生于1186年左右”,那么老二“福乾”当生于1190年左右、老三“福元”当生于1194年左右,1320-1194=126,126÷4=31.5,平均每代31.5年是比较标准的。从世系上来看,云贵吉氏“刕公(云南镇雄1世)的后裔现已传至19世”,换算为苏州“福门”吉氏就是23世,这与丹阳、镇江(东台)、宝应目前的世系也差不多。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吉家林)
                                                      
    家林宗亲的分析不无道理。我也曾经试想:宝应的始迁祖怎么叫“福四”,顾名思义应该排行老四,可是为什么家谱并未提及老大、老二、老三啊?真不好说啊。要是您说的有可能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好解释:曾祖名字中间有个“福”,其曾孙的名字中怎么能又用“福”呢?一般来说,后代人的名字应当避先祖之讳啊!所以福四公是不是苏州老三“福元”公的后裔?这个问题值得深究。我觉得在没有直接证据时暂不下定论,以示尊重事实,尊重先人。
    至于金湖家谱之说,先生的分析完全合理合情,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难以苟同“昌、询”之说,倒是云南“协、刕”之说,值得探讨与查证。尔祥宗亲目前正在大力寻根问祖,其认祖归宗的心情大家都是理解的,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没有根源,没有来龙去脉,就像无根的浮萍,很是寂寞和孤独。我也非常理解尔祥宗亲,但始迁的时间不一,不可雷同!现在能肯定的是,尔祥宗亲确是宝应吉氏的一分支。
    谢谢家林宗亲的赐教,我常常想到您孜孜不倦的执着我吉氏谱牒的研究和查证工作,不求回报,唯有奉献的精神而深深感动!后学叩首仰敬!
    (吉正祥)

作者:吉家林 (2008/9/11 18:04:04)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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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解是:“福”字可能是当初三兄弟分手前商定的一种“门号”或“记号”的标志,相当于“堂号”一样,也就是说,以后三人的子孙不管在哪里,都是“福门”或“福堂”的后裔,宋时汾晋迁江南吉氏“福门”或“福堂”的第一代为“一、乾、元”即“福一、福乾、福元”,第二代则为福二、第三代为福三、第四代就是福四了,“福四”即“福门”或“福堂”的第四代。
    这就是说,“福”字不是名讳,而是本门或本堂的标志。他们另外是有名讳的,如福乾公,讳行健,字法天,他的姓名就是吉行健;而福四公,讳德贵,他的姓名就是吉德贵,这都是老谱中记载着的。然而,三兄弟当初的这一约定,可能后代子孙并不太清楚,只是保留了“福一、福乾、福四”的称呼,后代却没有接着再排下去,如果继续排下去,我们就应当是“福二十三、福二十四、福二十五”了,即吉氏“福门”23—25代孙也。不知这一说法是否能讲得通?
    (吉家林)

    这种情况也是极有可能的,想想当初的从兄弟三人,当是每家的长子,父辈不忍其子孙饱受战事的牵连和金人的统治,故而商议每家将青壮年的长子集合南迁,并一定对他们有所嘱咐和交代,其中可能也交代了后代名讳的事情。谁知后来到江南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交通和联络的落后不便,致使从兄弟三人各自占籍一方。
我想说的是,从山西南迁的吉氏族人肯定不止这从兄弟三人。三兄弟走散后,可能又通过随行的其他族人多方打听,才知道各自落脚的地方,所以丹阳后来续谱时才写出三人的落脚之所。至于苏州的这一支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上,老三的落脚之地也是通过其他的族人而得知的,而且去苏州的吉氏也可能不止这老三一人姓吉,所以不好确定具体是谁真正去苏州,或者去的是不是老三?故而谱中未下定论,也是尊重事实,留与后人考证查实吧。
    (吉正祥)


作者:吉家林 (2008/9/11 18:06:01)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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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祥宗亲说得有道理。因为苏州阊门出现了多支吉氏,这就是说南迁到苏州的山西吉氏族人不只“老三”一个,虽然他们不是一家的,但当是一族的,都是族中的青壮年。这只能说明当时确有好些山西吉氏族人南迁到了苏州,只是后来“老三”的后代未能与丹阳、镇江的后代挂上钩。
    丹阳与镇江的吉氏族人也只是在清乾隆时才联上宗的,这这以前,两地的吉氏也是各自修谱的。明正德时丹阳因出了吉棠公,当上了太守、御史后才考虑修谱的,故而在明正德年间首修了家乘;镇江首修谱则是在清康熙年间修辑的,《润州支谱序》就是镇江吉兆公写的,吉兆公生于明万历年、死于清康熙年,此“支谱序”是在与丹阳吉氏联宗前就写了。同样,宝应谱也是康熙年间首修的。丹阳与镇江能联宗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是清乾隆时联宗的,这说明他们在明代及其前并无日常勾通和往来,但他们当知道:
    1、宋时从山西汾晋南渡到江南的吉氏族人不只是从兄弟三人,而是一群年轻人,只是到达江南后大家失散了。
    2、可能他们的先祖曾经交待过,从山西南迁到江南的吉氏三兄弟有一个标志特征,即大家都是“福门”的子孙,如果能找到江南“福门”的后人,就是一起的,这就是联宗的基础。如此一来,由于“福一、福乾”的后代都符合这一基本条件,于是这二支吉氏才在清乾隆时联上宗的。
    3、按理讲,既然丹阳和镇江的“福门”吉氏后人也知道,南迁时“老三”是到苏州去了,为何在他们联宗时不与苏州支的族人联系并同时联宗呢?其原因是,到了清乾隆时,苏州已找不到吉氏“福门”的族人了,只好说苏州的老三“无考”了。
    4、上述之说就牵涉到“洪武赶散”了,从明洪武及其后,苏州吉氏族人大多迁苏北去了,到了清乾隆时,丹阳和镇江的吉氏族人如何能与苏州的族人联上宗呢?
    5、丹阳和镇江的族人也当知道“洪武赶散”之事,于是就告诉后代人,还有同宗的苏州“福门”的族人又迁到苏北去了,只是丹阳和镇江的吉氏族人始终未能与苏北的吉氏族人联系上,故而只有一说而已。
    6、迁苏北(或外地)的苏州吉氏族人有多支:元末迁泰兴的有燕居公、明洪武迁宝应有德贵公、明洪武迁江都的有吉熙公、明初迁海安的有□□公、明永乐迁海南的有吉昌公、明天顺迁盐城的有仲祥公、明隆庆迁兴化的有凤山公等,但这些从苏州迁出的吉氏中,只有迁宝应的一支保留了“福四”的称呼,其他各支苏州吉氏则无有“福门”的特征标志。这就是说,除了迁宝应的德贵公与“福门”有相关性,有可能是“老三”的后代,而其他各支吉氏与则不太可能是“老三”的后代。
    7、如果排除了“福四”是兄弟四人之说,那应当是“福门”的标志,加上“福四”公另有名讳“德贵”,这就说明“福四”并非其名讳。
    8、就上所言,我们只能认可“福门”之说,因为这是能解释得通的,对于非“福门”的原先苏州阊门的各支吉氏就难以考虑是同宗了。
    9、另外,一般人家都是修“宗谱、族谱或家谱、支谱”,叫“家乘”的并不多,而丹阳、镇江、宝应所修的谱均为“家乘”,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这是否是同一祖上的惯例呢?
    (吉家林)

    家林宗亲如此分析就清晰多了,我想南迁之时祖上一定吩咐好了,你们出去谋生,闯天下,始料不及的事情一定很多,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同宗同祖,你们要团结抱气,子孙一定要好好相处,“吉”即是“福”,“吉门”当是“福门”。今后不管分散到何处,始迁祖一定要冠以“福”字游走异乡,便于后来子孙联宗结谊、问祖寻根,所以才会这样形成今天的吉氏格局。我的祖父春灿公在世时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儿时的我,说我的曾祖斯有公讲我们宝应的吉氏都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苏州阊门,老祖宗共有三人,另两人在江南,我们这一支的老祖好像是个腿脚不便的瘸子,说什么凡是我们吉氏传人的男人,他的小脚趾肯定是半个的(我们家的还确实如此),至于具体也说不出什么了,更没有书面记载。《宝应吉氏家乘》那是清朝康熙年间十一世祖们所纂修的,我们这边的吉氏应该在修谱之后才搬离了宝应始迁地黄塍沟,到了水乡泽国的曹甸镇李沟村吉墩(也称东墩,同属宝应县管辖,相距20华里不到),现在看看江南的两个老祖宗当然就是指现在的丹阳和镇江了,那么苏州的老三就是我们这一支了。我想曾祖的嘱咐也是我们宝应吉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祖宗的信息,按照宝应吉氏代代口授的民间资料来看,家林宗亲的设想是非常地合情合理,也符合我们迁徙的时间和分布状况。对此,我是否可以将此分析与思考整理成文,并公布出来,让更多的同门宗亲们一齐来思考和论证,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当否?
    (吉正祥)


作者:吉家林 (2008/9/11 18:07:38)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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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可将分析之说整理一下,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想法和观点,然后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到论坛上去。至于“昌、询”之说,在康熙宝应《吉氏家乘》中,昌公被列为明初的吉氏名人,并没有说昌公是福四公的祖父,家乘中只是说“然世远人往,难以详识”。到了民国金湖谱中,昌公才成了福公(金湖谱中将“福四”说成是“福公”)祖父的。事实上在明代之初时,丹阳、镇江、宝应三支“福门”的吉氏家族都不是很兴盛的,只有极少数族人进入了官场,也只是当个小官(同知)而已,不太可能出像昌公这样的大官(监察御史、山东副使),真要是出了的话,早就大宣特宣了。至于昌公的后代为何不见经传,是因为昌公最后在永乐年间是被贬谪到海南“儋耳军”了(昌公谪至“儋耳军”相当于充军),其后代不想宣传或无力宣传,如果昌公有后代也必然是融入海南的吉氏大家族了。对于昌公的归宿,明正德《琼台志》、明万历、清康熙、民国《儋州志》中均有记载,这是无可置疑的;对于昌公后代,清海南崖州吉大文(举人)撰有《海南吉氏谱考》,可以参考大文公之说。
    (吉家林)
  
    结语:
    我们有感于《云阳吉氏家乘》中记述始迁祖三个从兄弟名号(福一、福乾、福□)的启示,再结合《宝应吉氏家乘》中始迁祖(福四)来自苏州、并未交待有弟兄排行的说明,根据宝应吉氏代代口授的事实(吉氏老祖宗共三人,江南有二,江北在宝应,且是一个瘸子),家林先生由此产生吉氏“福堂”或“福门”的想法和推测,其分析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宋时山西汾晋吉氏“南渡”的具体时间,在《云阳吉氏家乘》中只是一个概说,并无确切年代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汾晋吉氏族人是因为难忘靖康之耻、不堪金人辱虐,才让年轻的男子们背井离乡、另择家园而“南渡”的。而汾晋吉氏的三兄弟迁江南后立住了脚跟,开创了基业,他们成家立业,繁衍子孙,延续了吉氏的香火。
    也许正是吉氏这“福门”的规矩(吉氏后人始迁一方在名号中冠以“福+代数”),才使我们在始迁祖的名号上有了“宝应吉氏就是苏州吉氏始迁祖福□公真正传人”的惊人发现。我们在庆幸之余,不得不对一直孜孜不倦钻研于吉氏源流和谱牒研究工作的吉家林先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是他一直在和很多的吉氏宗亲(如吉世芳、吉育斌、吉高翔、吉咸东、吉建军、吉东泰、吉正选等)共同努力且致力于我们吉氏论坛的管理和发展,在收集和整理的繁琐工作中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说句实话,有些家谱的链接和求根的证据根本就是不可能再发现的,只有靠大量的书面资料、民间传说的信息和丰富的谱牒知识、敏锐的直觉和悟感,才会有如此科学的推测和诠释。谁能说福尔摩斯的侦探技巧不是奇迹?可是这一个个疑案解开的同时,其大胆的设想、细致的分析、科学的推测无不振奋人心,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本着我们吉氏论坛一贯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宗旨,希望各位吉氏宗亲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吉正祥)


作者:吉家林 (2008/9/11 18:08:50)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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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主的直觉和悟感,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

作者:吉高翔 (2008/9/12 11:45:43)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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