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红土地 摘录:
人类未开化时代株联九族的统治手段，并非已成历史。不少右派一旦罗罪，便提出与太太或丈夫离婚，以保对方及子女清白。吉正明当上右派时，太太怀孕，夫妻为孩子前途，忍痛离婚。十八年后女儿写信来认父，太太离开都市，来农场陪他务农。可惜不是每个辛酸的故事都有此结局。 “摘帽”右派本来可回到原单位，仍顶着“摘帽右派”之头衔，低人一等。63年后摘了帽也仍须留在农场劳动，成为基本职工，每月可拿微薄的工资，但无须再向领导报告自己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爬出地狱的“解放”之感。总之，“摘帽”几乎是所有右派的人生奋斗目标。为了表示自己悔改的决心，争取摘帽，右派干活卖命，积极者近乎疯狂。为了表现不怕脏，女右派用头巾去包裹牛粪，送肥料。病了、伤了一样下地劳动，以证明奋不顾身、赤诚。每人每月一次汇报自己的表现，肯定优点，检讨缺点；然后从小组到队、到场，级级评议、为每个右派打分。文化大革命之前，一年一度摘帽大会是农场的年度盛事。农场开大会，上仟人分左右两边坐下，中间一条通道，右边是右派，左边是职工。会上领导宣读被摘帽者的名字，道：“你被摘帽了，可回到人民中间。” 点到者，当场起立，有的喜极而泣，有的面无表情，迈出多年来最轻松的一步，跨过中界，坐到左边来。 吴汝才原是朝鲜战争中二级战斗英雄，不知是说了什么话得罪了班长，或是为了填满当时“分”给部队的右派名额，当上右派。妻子带着六个月大的儿子和他离了婚。他不要命地表现自己，在地里干活像在战场上一般奋勇，浑身肌肤筋肉，练得如铜似铁。挨过漫长的十五年，终于因出色的劳动而获“摘帽”。他被分配去养猪，人也住在猪厩旁。摘帽当晚，他来找那时当队长的刘，激动不已地说：“我有重要的东西给你看。”刘随他去到猪厩，他打开包在层层破布里的珍藏，一套志愿军装，一枚战斗英雄勋章，还有16年前他写给襁褓中离别的儿子的一首诗。大意说一生磊落，坚信不会令儿子蒙诟。想到有朝一日与儿子相见，眼前的艰辛都可忍受。刘队长多番打听找到他前妻和儿子住在石屏县，陪他前去相认。他一路小心翼翼捧着多年藏在身边、装在心里的包袱。想到就快看到长成少年的儿子，压制不住地兴奋。对今日的憧憬支撑他熬过十五载的屈辱与千辛万苦。两人好不容易找到门上。前妻拒见。吴汝才说，她已再婚，我也料到她不想见我，我只想见见儿子。儿子也不肯见。吴汝才请刘把他的宝贝包袱交给儿子，“看到这些东西，他不会不见我。”包袱递过去，劝说再三，儿子还是不肯认父。回程路上，吴一句话也不说。到农场，他挟着包袱，独自走回猪廐旁黑乎乎的小土屋，人好象顿时矮了一截。故事讲到此，刘场长己鸣咽不成声。 他90年当上场长，第一桩心愿便是为二百多名死在这块土地上的孤魂竖一块碑，同时也纪念那些因言治罪在此服劳役的人，为他们的后代留下抺不走的印记。 凌乱的小公园里，玫瑰、石榴花带着雨露，从未加修剪的杂树丛中伸出头来。刘场长一路解说当年如何带头把个人积蓄捐出来，领着农场职工挖土，辟水池，种荷花。他指着仿传统园林建的回廊说：我们工艺高超，没有用一枚钉子，然后笑着揭开谜底。五彩故事漆画之下，是水泥铸件，而非木材。 大理石底座，托着巨大的红沙石块砌成的四面浮雕，约八米高，两米阔。纪念碑表达出丧失了做人尊严者内心的骄傲和响往。中国近代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在离发端地万里之外，边远的高原小镇上，人迹罕到的角落里，竖着仅有的一块右派纪念碑，碑文道： “困惑、沉重的的一九五八年伊始，一批被错误戴上各类“帽子”的知识分子和下放干部来到这里，以后又陆续来了个旧、昆明、成都、上海、重庆的知识青年，他们同本地职工及从外地调入的职工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在二十一年漫长的岁月里，把当时这片荒草没人，豺狼横道的南乡坝建成了稻谷飘香、瓜果满园的富饶农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他们才先后离开这曾经为之付出青春年华和用血汗浇灌的红土地，有不少人中途倒下，长眠在这里。” 一段笼统的悼词，未提及他们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还是饥荒年月饿死、或缺医少药病死、劳役过重累死。碑揭幕之日，请来了幸存者及死者的亲属数百人，碑文读罢，恸哭声直上云霄。
吉世芳2009-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