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津巴布韦裔英国爵士女歌手娜莎耶与中国前卫女音乐人刘索拉在东方艺术中心为观众们呈现了《娜莎耶》与《刘索拉与朋友们》两台音乐作品。作为“世界音乐周”系列活动中的两位女音乐家，刘索拉表示，十几年来她跟随像娜纱耶那样的海外音乐人开始了音乐之旅，并开始顿悟，“我发现自己原来就像一根‘棍儿’，听到他们的音乐，神经突然被拨开了”，开始有了自己的东西。两位音乐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所做音乐的方式却一脉相承，都是在大蓬车里颠出来的“流浪”之声。

　　津巴布韦裔女伶用她的音乐诉说了一场寻根之旅，呈现黑人音乐的别具特色；而前卫女音乐人刘索拉则对传统音乐进行探索，震撼性地把民乐做成了摇滚乐。两人以各自对本族音乐的继承、改编，呈现出了各自内心的音乐。

　　乡村小媳妇娇嗔地调情，把嗓子挤得尖细尖细；公鸡打鸣、老母鸡下蛋、小狗狂吠……这些你都能在刘索拉的“新民乐”里听到，她在传统中异变，把自己放在摇摆不定的状态里，靠一种莫名的能量，携着声音往前走。

　　走到哪里呢？恐怕对于刘索拉自己都是未知数。这就是她为什么称自己为“声音艺术家”，而不是作曲家。那大千世界里的音啊，裹在风里，跟着雨一起流，随着雪一起扑簌地下，旋呀转呀，飘忽来去，翻过一道道山，越过一个个坎，一幕幕景也就在眼前了。

　　发几个月的呆，眼珠盯着看的东西都能发出音乐来。昨晚，这么“神”的刘索拉带着她的乐队，在东方艺术中心参演世界音乐周。把琵琶搞得像三弦般乡土，把人声搞得像口技般花哨，那种“变化”有着移步换景的功效，让你想听下去，你来不及思索这到底有什么深度，或者还会不会让你思前想后地回味，而只是沉浸在那样的风景画里，但这已足够。

　　昨晚的演出还未开场，刘索拉先来一段告白：“因为我的音乐太奇怪了，为了不吓着观众，我先解释一下吧。”接着，她介绍她的曲子《生死庆典》，“生与死、黑暗与光明就在一线之间。但它们具有同样的能量。”对于第二曲《飞影》，刘索拉的解释是：“让人声追寻琵琶细小的声音，充当器乐的影子。”但实际效果看来，人声显然已经喧宾夺主，成为全曲灵魂。

　　最后一曲《鸡赶庙会》里，刘索拉扮演的那只鸡欢得像吃了兴奋剂，咯咯咯地一路狂奔，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奔哪儿去了，她时不时以人声模仿二胡与唢呐，让人突然发现原来民乐器有如此的仿生效果。总体上，刘索拉处理方式不像新民乐那般有拼贴痕迹，而是根基扎得更深，从本质上找到妙趣横生的新鲜立意，就像民间的“社火”般热闹亲切，观众为之发出一连串尖叫。

　　听得兴奋的人，笑着自语：“这不是气死谭盾吗？”意思是，比谭盾还“过”，还另类，还自由得没边儿。是啊，刘索拉那是在醉态里唱啊，貌似什么都不是设计好的，而是全凭一种喝高了的很HIGH的幻觉来吊着嗓子肆无忌惮地走。

　　没有明确的目标，从而也更具生命力，“生命力在领着我，它往哪儿走我会跟着往哪儿走。” 刘索拉说。

　　出国十几年，刘索拉不停地参与各种艺术活动不停行走，不停地放下前面的东西往后面走。1997年，她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回国后，成立现代民族室内乐队，把民乐做成“摇滚”或“爵士”。

　　她在以一种流浪的方式做音乐，也是在用一种“流浪”的方式运用嗓子，很疯，很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没什么地位，就是一个流氓”。

　　不管怎么说，听刘索拉能让人接受，不晦涩难懂，这话是相对她的同学们来说的。1977年，刘索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与后来名噪天下的作曲家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人成为同学。这个集体天天在讨论，怎么找新的声音。那种另类实验，别人看起来“疯了”，他们自己却因此成为我国乐坛最具创造力的“第五代”明星作曲家。“寻找新声音是作曲家的天职，就像我说的，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说。访谈

　　早报：“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10年前也曾来过上海演出，这个年龄挺大的乐队有什么大变化吗？

　　刘索拉：这个乐队是1990年代在纽约成立的，10年前来上海演出的时候，“刘索拉与朋友们”玩的是摇滚，现在的乐队玩的是民乐，里面的乐手都是民乐大师，这次演出里的所有曲子都是我创作的。事实上，乐队只是继承了“刘索拉与朋友们”这个名字而已，成员、曲风等在这10年中的变化非常大。如今的它跟任何风格乐队都能合作，比如去年我们在香港就和一个德国的室内乐团进行了合作。

　　早报：在“刘索拉与朋友们”中，你主要的角色是发人声，这样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对你的挑战在哪里？

　　刘索拉：我从1990年代开始接触人声音乐，后来全世界音乐家都想到一块去了，都不唱词只发人声了。我一直开玩笑地说，我在乐团里面就是一个吹管子的，吹的还是肉管子——我的嗓子。只发人声很简单但也很复杂，它没有词但比唱歌难，每个声音细节都要配合着乐器和各种音乐风格。人声必须要有和乐器一样的能量，还得跨越人声的局限。

　　早报：你本人这些年主要的演出和创作都是中国传统民乐，但你从没标榜自己音乐的中国符号。

　　刘索拉：我们对本民族音乐长期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认为对音乐的定义就该遵从西方的那一套，这是一种音乐殖民教育。一个音乐家如果不懂中国音乐只知道写西方音乐的皮毛，在西方人眼里是多么的可笑，除非你成了西方音乐大师，但中国有几个人真正懂西方音乐？

　　其实我年少时就接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但真正重回传统民乐还是因为出了国，那个时候才发现我们把传统音乐给丢了。我才慢慢发现中国的传统民乐是多么的伟大，它很神秘，它的定音和巫术有关，与鬼神的连接又特别近，这让我特别感兴趣。我很荣幸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乐、真正的古琴演奏，我感觉从生理上跟他们有了接触。我们的知识分子总觉得不听贝多芬很掉份儿，我想说他不听古琴才叫真没文化。


娜纱耶 杂糅而出的现代之声

　　与刘索拉的喧嚣相比，娜纱耶的旋律相对简单，歌声里落寂的意味更加回味悠长。

　　娜纱耶不是那种站在高处振臂一呼的歌者，她的朴素，就如同街边卖唱的姑娘。

　　在昨天的演出现场，在歌曲《昆扎加》中，娜纱耶停下所有的吉他、手鼓，戴上指套拨动拇指琴，这件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津巴布韦传统乐器音色轻巧、叮咚作响，与娜纱耶浑厚的嗓音制造出一种奇妙的效果，如同一位低语者被触动心弦。有的时候，娜纱耶紧闭双眼，低唱着自己的“心事”，而伴唱者也以低声应和，形成了美妙的和声。在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创造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打节拍的方式，让观众一同甩起双手，形成了互动。

　　她的嗓音略带沙哑，以平民，甚至是逃亡者的身份歌唱，唱出的是自己以及身后千万个普通人的影子，那影子隐隐绰绰，无法辨认，低垂着头忧郁地行走。

　　据了解，娜纱耶在父母被津巴布韦流放期间出生于伦敦。她在歌曲《难民之歌》（Refugee Song）里道出了其身世，曲中也融合进了津巴布韦的传统风俗。

　　娜纱耶随父母返回独立后的津巴布韦，童年时所聆听的一切音乐，无论是来自津巴布韦葬礼和教堂中的音乐、家族聚会时表演的传统音乐，还是来自美国的现代黑人音乐，都一起涌上心头。可以说，杂糅，是娜纱耶音乐的本质，但是却统一平素，不像刘索拉般创新成“天外来客”。

　　确切地说，娜纱耶的音乐是一种从津巴布韦传统中走来的现代之声，可以清晰地辨认到非洲传统音乐与现代黑人音乐之间的母体关系。她的演唱也用英语和津巴布韦当地语言融合，既保存了其民族身份，又不失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即便在今天的津巴布韦，也绝少有人敢靠音乐为生，娜纱耶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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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除了表演若干首张唱片中的曲子外，还全球首演了数支即将发表于今年7月的新专辑中的曲子。娜纱耶的新专辑取名为《猴子的婚礼》，津巴布韦人认为大雨过后，彩虹悬于空中的美景出现时，即是丛林里的猴子举行婚礼的时刻，而这张新唱片也是围绕着故乡与城市而谱写的。

　　作为一名来自津巴布韦的歌手，娜纱耶在歌曲《难民之歌》里道出了其身世，她在歌中令人为之动容地唱道：“我是一个有自尊的难民”（I’m a refugee, with my dignity），曲中也融合进了津巴布韦的传统风俗。

　　她从10岁起便登台表演，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有海纳百川的音乐训练，也接受过专业电影制作教育，然而最终她放弃了电影，转而专注于更能直接表达自己思想的音乐。现在的娜纱耶是英国最活跃的世界音乐表演者之一，不仅频繁在BBC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亮相，也曾参与过伦敦爵士音乐节，还先后在Spitz、ICA和皇家节日音乐厅演出过。她于2006年推出的专辑唱片《Chimurenga Soul》更是获得乐评人的一致褒奖，《卫报》称这张唱片为当年最完美的唱片。

　　与其他旅居西方的非裔音乐家不同，她坦言自己无意作为津巴布韦传统音乐的代表，伴随着自己成长岁月的各式音乐已融入自己的血液，只是真实地讲述属于她个人的经验，属于她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她认为，任何妄想代言一个民族音乐的音乐家都不可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