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文化古迹】走近白居易之二居易何曾指责杜佑
- 中华白氏网 2013年8月19日 香山
开场白:白居易不曾指责过杜佑,与杜佑的“矛盾”,是人为误读出来的 。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写于贞元元和之际,当时,白居易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名为《秦中吟》”。其五《不致仕》写道: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上文里提到的“汉二疏”是汉宣帝的太傅疏广和少傅疏受,他们兄弟二人位至太子太傅、少傅,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七十岁就致仕。当时的“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然而,也有不少官员到了七十岁退休年龄,“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就是赖着不退休。像疏广、疏受二兄弟,到了退休年龄“辞诀而去”,这是很不常见的事,难怪“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所以值得歌颂。有人说白居易的《不致仕》诗是批评杜佑身在高位恋富贵,赖在朝廷不退休 。如陈寅恪先生,他在《元白诗笺证稿》就提出白居易借此诗批评杜佑。原文说:“当日杜歧公(杜佑)年过七十尚不致仕,深为时论所非,乐天秦中吟《不致仕》一首,显为其事而发,宜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也。”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杜佑七十岁那年才被唐宪宗任命为宰相,而且几次提出致仕,只是由于唐宪宗挽留才继续留任。当不当宰相,唐宪宗说了算,由不得杜佑,怎么能把“年过七十尚不致仕”的责任算在杜佑身上呢?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70岁时即德宗贞元十九年,始任宰相。德宗朝政紊乱,顺宗有识无力,宪宗年少嗣位大统后,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既要继续力纠德宗朝的种种弊端,又不敢明确沿着顺宗时的改革思路走,须得向宦官和军阀作适当妥协,以求先稳住阵脚。要驾驭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必须得有德高望重的老臣方可,当时,杜佑即是最合适人选。杜佑主政后,经过几年努力大局初定,元和二年(807年),已经七十二岁的杜佑即请求过致仕。然而,年轻的宪宗皇帝正需要杜佑挑社稷重担,哪能允许?于是令他每月入朝三次,即每旬至中书省议大政一次,所挂衔的职务是光禄大夫和太子太保(闲职),其他时间均可在城南樊川家中休息。元和七年六月杜佑病重,只好再四上表,宪宗不得已,这才答应杜佑致仕。致仕不久杜佑即去世。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秋自周至尉调充进士考官,十一月又召入翰林,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除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上面提到的朝政和杜佑的情况,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 杜佑元和七年致仕时,白居易撰写有《杜佑致仕制》就是有力证明(1)。该制全文如下: 敕:尽瘁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长才名略,为国元臣,历事四朝,殆逾三纪。出专征镇,为诸侯帅;入赞台衮,为王室辅。嘉猷茂绩,中外治闻。宠任既崇,勤劳亦至。顷以年登致仕,退清悬车,方深倚注,久未得谢,勉就牵率,殆兹累年。今抗疏披诚,至于数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期于必遂,理不可夺。守冲知止,佑实有焉!贤哉大夫!今古同道,宜从优异之命,式表褒崇之理。尚资耆望,俾傅东朝。可太子太师致仕。如天气晴和,亦任朝谒。昔祈奚、申叔,皆就请老;国有大事,人议否臧。忠臣爱君,岂必在位?永观前事,期副兹怀! 这篇翰林制诏写得文情并茂,热情地赞扬了杜佑这位“为国元臣”“尽瘁事君”的高贵品德,也表达了白居易对杜佑的尊敬和仰慕。其实,白居易《不致仕》诗的指向应当是当时朝廷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自“汉二疏”按礼法致仕后,“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亦即那些“贪荣者”置礼法于不顾,“斯言如不闻”,没人像“汉二疏”那样按时致仕。杜佑在七十岁、已经到了致仕年龄才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宪宗的安排。如果说《不致仕》诗是批评杜佑的话,岂不是等于批评宪宗了吗?可能吗?同样,白居易的《司天台》诗也不是指责杜佑之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里有《司天台》诗(2)。诗曰: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司天台,唐代官署的名字,主要任务就是观察天象,制定历法,记录各种自然现象,供皇帝施政时参考。陈寅恪先生关于《司天台》一诗的解释令人费解,他不是抓住全诗的思想内核,而是就“中台”一职大做文章,详细索隐“中台”官在当时影射的是谁,这就难免走入歧途了。 陈先生说:古有中台星坼、三公须避位之说,是篇所剌者,岂即当时之执政矣?考元和四年之三公及宰相为杜佑、於頔、郑絪、裴垍、李藩五人。其中裴垍曾在翰林与乐天同官交好;李藩则由裴垍推荐,致身相位;郑絪亦尝为乐天素所不喜之李吉甫所诬构,而为其道谊相合之李绛所救解。则此三人者,似俱不应为乐天所讥诮。又汉家故事,凡遇阴阳灾变,则三公纵不握实权者,亦往往为言者所指斥,而实际柄政之臣,则时或不任其咎。乐天作诗时,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李藩相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虽为宰相,并非三公。揆以乐天引古儆今之语,则乐天所指言者,殆属之当时司徒杜佑、司空於頔二人之一矣。经过一番考证,杜佑此时是司徒,所以陈先生又接着推理: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然则此篇所指,其杜歧公乎?意思就是,白居易文章所指,不就是杜佑吗?那么《司天台》的思想内核是什么?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这首诗的小序“引古而儆今也”理起。白居易所直引的“古”,就是西汉元帝、成帝时的“下陵上替”,而具体的内容,则隐含在“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四句中。这四句所蕴含的大意就是:皇帝昏懦失势,太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女主权盛,控制朝廷。朝臣朋比,构陷倾轧。朝廷危机四伏,国运濒临灭绝。白居易的这种叙述是基本符合西汉当时的政治实况的。西汉衰亡,始于元帝。元、成二帝时的皇帝昏庸好色,宦官用事,后宫秽乱,外戚秉政,皇族失权等所谓“下陵上替”的种种事实,都可以作为白居易本诗的注脚。尤其应留意的是白居易把陵替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女主用事,外威专权,认为这都是由于“四星煌煌”而造成的恶果。然而,以上所论还只是白居易诗字面的意思,其实,作者真正要引的“古”,并不在遥远的西汉,而在于“今”。从诗中天象所暴露的问题,结合小序的点睛之笔,会使人立刻想到李唐从开国到宪宗时的一段历史,这期间,朝廷发生的许多事件和西汉时的陵替竟在许多地方惊人地相似。可以认为,白居易诗直言“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如同《长恨歌》里“汉皇重色思倾国”一样,都是以汉喻唐,所展现的政治情景就是发生在李唐本朝。这首诗也只有参照唐史来理解,才更为恰当。下举几例以证:首先是武则天称帝一事。武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李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这就是“四星”“耀芒动角”造成的后果。昏庸的高宗当年力排非议,立武氏为后,其诏书竟曰:“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西汉王氏外戚没有政君这张牌,不能酿成篡位,唐高宗亦把武氏比作政君,到后来竟连“北辰”也被搞得“微暗少光色”了。中宗复辟后,“四星”仍然是“煌煌如火赤”。韦后操纵国柄,昏懦的中宗最后竟被她与安乐公主毒死了。韦后学样于则天,准备临朝称制,因而发生了李隆基拥兵入宫夺权的事件。韦皇后的兴亡,是唐朝第二轮的女主、外戚专权祸乱。之后,太平公主又养成了羽翼,最后竟发展到要用羽林军入宫杀戮。她的干政谋乱,几乎又酿成大患。玄宗朝,玄宗昏迷声色,杨氏倚势得宠,直至叛乱发生,杨家才遭诛灭。对于玄宗的淫荒和杨门的用事,白居易也曾多次予以鞭挞。著名的《长恨歌》就是明证。 肃宗时,又发生了张皇后与李辅国勾结乱政的丑剧,李辅国甚至敢将玄宗强行软禁起来,肃宗欲诛辅国,竟不敢下手,后来,张、李之间又发生了矛盾,终于,张后被李杀死,肃宗也在祸乱中被惊死了。汉元帝任用恭、显理政,就是因为他们“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结果使朝臣朋比,倾轧不已。唐玄宗基于同样的观点,大量任用宦官,宦官专权是唐朝后期朝廷祸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宦官的专横,白居易也曾在诗文中予以刺责,如《宿紫阁山北村》诗中说:“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即是。就在与《司天台》诗写作的同时,白居易还写了《论承璀职名状》进上,冒死反对宦官担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表现了他对宦官用事的严正立场。 “北辰微暗少光色”一句,不但是指皇帝庸弱失权,而且还包含有“太子忧”这一内容。纵观李唐从太宗直至肃宗六帝,竟无一个是以嫡长自然继位的,宫阙禁闼常起兵戈,废立予夺,轮转辐易,这一事实也在本诗中得到了暴露。上文分析了《司天台》诗引“古”的二重内容,那么,它要儆的“今”又是什么呢?从宪宗本朝当时来看,朝廷内部虽不存在女主干政,外戚专权的现象,但“女祸”的危机并不是没有萌芽,宪宗好色也是事实。据《新唐书·后妃传》:“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进册贵妃。八年,群臣三请立为后,帝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白居易写本诗时,郭氏立为贵妃已有四年,但宪宗却因“后宫多嬖艳”,始终不肯把她立为皇后。宣宗的生母郑氏就是“嬖艳”之一,元妃不立,致使郭、郑结怨。唐朝前期朝廷上的大型祸乱,每一次都离不开“女祸”。而宪宗的不立元妃,淫荒于女色,实在是又启“女祸”之萌,白居易诗“儆今”之意,也就在此。综上所述,《司天台》诗所抨击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唐朝前期的几次“女祸”以及宪宗以来的宦官用事。借此来儆诫当时和后世的君主。至于他不明写本朝而托言于西汉,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写的是常人难懂的的天文现象,则是一种托词,更是一种避嫌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表面明斥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而暗中则告诫皇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这种方法在作者的其它《新乐府》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杜佑年长白居易37岁,当杜佑于贞元十九年任宰相时,白居易才刚刚进入官场任校书郎。白居易官小职微,跟杜佑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史料也不曾记载他们二人可能有什么过节,白居易没有必要写诗指责或批评杜佑。如要说白居易的《不致仕》和《司天台》诗矛头指向杜佑,岂理由充分乎?白居易与杜佑其实并无矛盾,所谓矛盾是人为误读的结果。(本文参考文章:山西大学白平《关于司天台诗的笺证问题》)注解:(1)见《白居易集》卷三十八,岳麓书社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2)见《白居易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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