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移民 史略

    中华冀氏网 2009年8月18日 洪洞大槐树



明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是有其政治、经济的社会原因及历史背景的。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把其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1271年忽必列建立元朝,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由于“只识弯弓射大雕”,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政治腐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到了中后期,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广大农民丧失土地论为“流民”,曾经担任陕西行省行政长官的张养浩在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中描述:“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这些诗句,充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据杜永明主编的《流民史》统计:在元代,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元朝政权是在军事暴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元末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瘟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等原黄河、两淮流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据蔡美彪《中国通史·元代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到至正十年(1350)全国各地发生农民起义百余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是从至正十一年(1381)颍州红巾军的起义开始的,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的领袖韩山童、刘福通。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交界地带。元顺帝时是黄河决口,水旱连年,灾害极重的地区,也是贾鲁征发民夫治河的地区,韩山童组织农民和治河民工进行起义,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也进行起义,号称红巾军。攻克了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等地。至正十二年(1352)定远郭子兴起义攻占濠州。至正十三年(1353)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率盐徒起义。前后十余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宋农民军,攻克卞梁,占领了河南省大部,西路进军攻下兴元,与元军察罕贴木儿、李思齐部决战于秦陇,中路进军攻下元上都,东路进军攻下山东大部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农民军与元军决战于两准、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率元军镇压义军,“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贴木儿率元军与农民军“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贴木儿传》)元政府无力镇压农民军,一些地主武装配合元军与农民军作战,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陕西之百姓“户口凋残,十室九空”。后来,朱元璋灭张士诚,平浙东、福建,平方国珍、陈友凉。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灭东吴后,以徐达、常遇春统率主力军北上攻取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16年的战乱。

元朝末年除战乱连年外,水、旱、蝗、疫灾害也接连不断,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记载:元朝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的水旱灾,山东20次,河南18次,河北16次,两准地区10次。(《元史·顺帝本纪》)致使中原地区“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记载:“元朝为黄河的第五次大徙。”元至iEz.年(1342)以来,黄河开始在归德府淮阳县一带泛滥。河北大名路、河间路、广平路、彰德路、山西大同路、冀宁路等地区大旱,发生严重的饥荒,至于人相食。至正三年(1343),河南等处饥荒,次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决口,五月间大雨,黄河又暴涨,平地水深2丈,冲决白茅堤和金堤。曹、濮、济、兖等州都遭到水灾。八月间,山东又大雨,民间遭灾乏食,以至人相食。至正五年(1345)七月,黄河又在济阴决口,十月间再次泛滥。至正六年(1346)、至正八年(1348)黄河继续决口。中兴路松谥县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60余里,死者1500人。济宁路因而迁移到济州。至正七年(1347)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发大水。至正十二(1352)年,中兴路又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至正十四年(1354)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水、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300余人。秋天,蓟州发大水。至正十六年(1356)黄河在郑州河阴县决口,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次年夏季,漳河溢,广平邑水灾。秋季,蓟州四县皆发大水。至正十八年(1358)秋,京师及蓟州皆发大水。次年九月,黄河在济州任城县决口。至正二十三年(1363),孟州济源、温县发大水。七月份,黄河决口,东平、寿张县圯城墙,漂屋庐,人溺死者甚众。次年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发大水,七月益都路寿光县、胶州高密县发大水。至正二十五年(1365),蓟州发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黄河在小流口决口,达清河,坏民居,伤禾稼。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黄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受灾害。六月份河南府大霖雨,深四丈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八月份,棣州大清河决口,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河发大水,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70余里也遭同样的灾害。(《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对于大水灾的记载每年都有,特别是山东、河南两省。北方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为患较多。《元史·五行志》记载,从1341年到1365年,大蝗灾达19次。1352年6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黄河流域、两淮流域从元统三年至至元末年,大饥荒达16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四年(1354),大河南北连年荒旱,沿岸饥民多达五百万人,卖妻鬻子者相踵于道。至正十七年(1357),河南大饥荒。次年京师,彰清大饥荒。至正十九年(1359),河北、山东、河南大饥荒,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亡。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的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在灾荒之年,瘟疫病又多次流行于豫、冀、鲁、陕等地区。(《元史-五行志》)

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随宋室南逃。到了元代,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被掠为“驱口”,又有大量农户论为权豪的部曲,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营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量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农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元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奏报,自北方中原地区流移江南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北方中原地区的人口南流,兵乱水旱蝗疫的连年盛行,致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时已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龙风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如颍州,从元末韩林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三)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三年,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勃罗贴木儿、扩廓贴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下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明初之时由于“户口旧有者仅三分之一”,更是把许多州、府降格。洪武十年(1377)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又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经过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代的大地主阶级,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教训了新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明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一)的荒凉情形。朱元璋也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为了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这就掀开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序幕。

明初洪武年间的大量移民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是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战乱,又加剧了北方地区的荒凉局面。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孙朱允文为建文帝,建文帝继位后,采纳了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推行“削藩”政策,致使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京率军南下进取南京,号称“靖难”之师,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南军拉锯作战。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这就是中原地区民间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红虫吃人”。民间传说燕王扫碑,是要扫祭南京的祖先碑,扫祭南京的“功德碑”。据记载,燕军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抢掠屠杀甚为严重,“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明史·太宗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战乱,自动帮助南军抗击燕军,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燕军胜利后,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残酷报复,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志、家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在冀豫交界处,燕兵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把这一带的人杀的只剩下狐、刘两家。临清县《李氏族谱》在光绪二十年的序中写道:“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刘金忠先生在《千里寻根到洪洞》中也写道:德州是扼南、北两京孔道的古战场,建文帝元年,朝廷的五十万大军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统帅下,驰至德州,燕兵乘胜攻德州,李景隆退守济南,德州陷于燕军,稍后南军又收复德州,此后三年,南军和北军像拉据一样,投入兵力数以百万计,在德州反复厮杀,反复如是者十数次。现在德州近郊长庄乡境内有十二连营(城)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康熙年间德州学者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战争的惨烈:“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籍!”,战争造成了华北地区人烟减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戳,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被杀害、灭族,株连处死者达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方孝孺甚至被灭“十族”。这样,“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无人烟的局面,所以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的峡谷之间,北面是内蒙,西邻陕西,东是河北,南与河南接壤。“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由于“山川形便”地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葛剑雄《家山何止大槐树》)山西境内,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自然灾害方面黄河在山西河床低,灌概用水不方便,但不能遭成水灾。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纵贯省内中部,流经太原、临汾盆地,至河津入黄河,流域面积三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平方公里,是主要的农业地带,但地势两边高,河床低,也不能造成大的水灾。所以历代山西没有大的水灾,更没有象邻省那样因大的战乱及大的水灾而有逃荒之人。自唐宋以降,河南、河北、山东就有灾民逃荒者纷纷逃往山西,灾年过后,部分灾民又返回原籍,但大部分却落户山西,这个反复迁徙的趋势直到建国初年一直没有停止。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水旱蝗疫连年不断,而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不但没有水灾蝗灾,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早在宋朝时《宋史·社记》记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弃,即因土地匮乏而实行火葬。”说明山西地狭人众。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山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邻省的难民纷纷流入山西,使山西人口暴增。《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居首位,而洪洞县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县地处晋南南北东西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设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在这儿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广济寺大门前的汉植大槐树,就成了各地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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