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族谱内容与形式(三)
- 中华亓氏网 2012年3月19日 亓立彬
唐代(公元600-900年)家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家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家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家谱。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 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家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家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家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
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它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家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
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家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家谱,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家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家谱。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家谱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
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家谱。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公元600-900年)家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家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家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家谱。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 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家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家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家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
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它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家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
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家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家谱,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家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家谱。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家谱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
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家谱。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唐末(公元900年)家谱的衰绝
家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家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家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家谱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家谱,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家谱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
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家谱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家谱,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家谱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家谱。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家谱是普遍现象。由于家谱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家谱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家谱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家谱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家谱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家谱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家谱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
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家谱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家谱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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