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团事件」中，另一个国家也深深介入事件之中，这个国家就是俄国。俄国媒体说，1924年7月9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的前身）的负责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通知马克西莫夫：在苏联红军的一艘通信指挥舰「沃罗夫斯基」号出发前，将有一批特殊物资送到船上。

7月 12日，「沃罗夫斯基」号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起航，驶往远东的海参崴。这是苏联红军的首次远航。「沃罗夫斯基」号出发后，经巴伦支海、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向太平洋进发，途中停靠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港口。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日报导：自扣械风潮发生后，鲍罗廷、谭平山「每日均在省署密议」应对办法。

9月10日，孙中山先生又致电英国政府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抗议：「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

9月12日，《孙中山致加拉罕的信》提及，孙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求援，声称「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现已到来」。苏联对孙所许诺的军事援助一直是决定两者关系的重要筹码。

10月6日，「沃罗夫斯基」号号进入南中国海水域。保安总局人员控制的无线电台当晚收到莫斯科总部的来电，要求改变路线：从香港前往广州。

10月7日，他们离开香港维多利亚湾，沿广东海岸北上，在伶仃洋上故意逗留一段时间，接着突然转向，进入虎门水域，溯珠江而上，直奔广州。当天苏联援助广州政府的第一批军人（8000支俄式长枪，每枪配子弹500发，其它武器若干）由「沃罗夫斯基」号抵广州，随船抵穗的还有一批顾问。

「沃罗夫斯基」号运来的军火，据1924年11月13日英国驻华官员向外务部报称：一艘俄船顷抵广州，从海参威运来步枪三万五千枚，一组六段式野战炮，二十五挺轻重机枪，另有部分手榴弹。

「商团事件」期间，集中了数十名苏联军事顾问的黄埔军校几乎成了第二政府，也是策划镇压商团的大本营。

9月1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借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10月9日，孙中山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

10月10日，李福林与随从赴黄埔，把4000枝枪械运到广州长堤慎记码头交回给商团。但在获悉商团接济陈炯明军费并嗾使其进攻广州的消息后，他们停止了发还工作。

当商团借款给陈炯明，嗾使其进攻广州的消息被证实后，孙中山先生于10月10日从韶关火急发电报给范石生、廖行超：「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借给陈逆以百五十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此非叛逆，尚何为叛逆!我当当机立断，为严正之解决，先将著名最反对政府之团店警告：如再不听。则先将逆商货屋悉行充公。以警效尤：若犹不能制止。则仰两兄出示，令西关居民限三日内迁移出西关，免遭意外可也。」这封电文表明孙中山正在加紧武力解决商团事变的决心。孙中山下达「平定商团」手令，命令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农民自卫军等镇压叛乱。

10月10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同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集会将届结束之时，下午两时许，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30个团体，约5000~6000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强烈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当会议结束，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经过太平南路(或说是太平路西豪口)，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20余人，伤100余人。各团体纷纷要求消灭商团军，并表示「誓为政府后盾」。

(陈伯廉与「商团事件」系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