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历史家申小红对佛山的铸造业历史作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发表过一篇题为「佛山老城区现存冶铸遗址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佛山早在南汉时期刘龚割据岭南，自行生产军用及民用物资，使其对铁器的消费量大增。南海的永丰场主要是铸铁的场所。据考证，永丰场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佛山禅城区。南汉时期所需的铁制品均在永丰场生产。其产品除了军械、农具、生活日用品之外，还有铁塔、铁花盆、铁花瓶等宗教用品。

报告引述朱培建先生在《明前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列举了在南汉时期由佛山生产的铁器有广州光孝寺内的东、西两座大型铁塔及有南汉年款的铁花盆一对、梅州千佛塔内的铁塔、曲江南华寺降龙铁塔及千僧大铁锅等。证明佛山的铸造技艺早在南汉时期已日趋成熟并已是岭南的冶铸生产基地。

宋代，佛山在栅下大塘涌设立市舶务，佛山的手工业得到发展，其中「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近十多年来对禅城区地下铸铁泥模遗迹调查过程中发现时，有些在宋代便已形成。

元代后期，佛山的冶铁业开始复苏，并迎来明清两代铸造业的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报告引述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中介绍，在乾隆时期整个佛山冶铁业工匠不下二三万人。这些铁匠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创新技法，创造了佛山独特的「红模铸造法」。此外，铁匠们不断完善，沿用「泥模失蜡」铸造技艺，铸造出纹饰复杂的大型铁器，如祖庙内明景泰三年2.5吨重的北帝铜像、明成化22年1.5米高的大铜钟，以及今两广各地祠堂庙宇之中各种明清铜铁钟。可见，佛山的铸造工艺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

佛山铸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细化。明天启二年，就有「炒铸七行」的记载。报告引用王宏均等认为「炒铸七行」是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线行、铁锁行、农具杂品行、钉行。到清初，行业划分得更细。乾隆年间锅行分为大镬头庄行、大镬车下行、大锅搭炭行等；炒铁行分为炒链头庄行、炒链催铁行、炼链钳手行等。此外，还陆续出现了新行业：新钉行、打刀行、土针行、铸发行、拆铁行等。

报告指出，佛山冶铁业从嘉庆年间起逐步走向衰落，原因是佛山部分水路「浅淤日甚」致使生铁的运输受到影响，再加上广东省表层铁矿经过数百年的开采已几乎采完，导致佛山冶铁原材料不足而炉房数量大量减少。

报告引述文献统计称，在乾隆年间有铸造炉户百余家，炒铁炉户40余家，到光绪二年，冶铁炉户共剩下不到40家，到光绪九年，只剩30多家，炉户的减少使得铁器产量也逐步减少。到了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洋铁、洋钉、洋铁线输入，这些机器生产的洋铁器价钱便宜，很快占领了市场，这样一来导致佛山的铁器市场日渐萎缩。

报告引用佛山地区的家谱、族谱中所反映的佛山家族冶铸业的情况。佛山最早的冶铁铸造点，据说是在新涌边的旧佛山八景之一的「孤村铸炼」。大约从明朝永乐以后，在大墟至祖庙一带出现新的冶铁铸造点。《梁氏家谱》中记载。明中叶佛山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正统年间，鹤园冼氏六世宜冼灏通以「贾锅」为业，垄断了佛山的铁锅贸易。明初佛山堡的八图居民原多以农耕为业。到成化、弘冶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丘浚的《东溪记》记载：「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当时佛山有居民「三千余家」，由此可见，从事冶铁铸造业的人员是很多的。投身佛山冶铁业中的家族，除上述鹤园冼氏外，此时还有细巷李氏、东头冼氏、佛山霍氏、江夏黄氏、纲华陈氏、金鱼堂陈氏、石头霍氏、石湾霍氏等家族从事冶铁业。

报告引用佛山地区的家谱、族谱，说述了许多佛山铁匠铁商的事迹。细巷李氏始迁祖李广成在宣德年间迁居佛山，就从事铸冶之业。据《李氏族谱》载：八世祖李壮在冶铁业上大有所成，家号素封。东头冼氏七世祖冼林佑，也从事采矿业。佛山霍氏在嘉万年间也有十三世霍实、霍畴，十四世霍权艺，十五世霍从规等从事「冶铸」之业。江夏黄氏亦是冶铸世家，专门从事铸冶车模业。万历年间，黄龙文「勤务正业，以铸冶车模为生」。金鱼堂陈氏八世陈阳庶，亦是万历年间的「炒铁大商」和铸镬炉户。石头霍氏本居住于离佛山五里的石头乡。明正德霍韬成会元，官至吏部右侍郎时，石头霍氏就积极插手佛山冶铁业生产，所至之处无往不利。连其儿子霍与瑕也承认，「先文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羡」。嘉靖年间，离佛山十里的石湾霍氏也从事铁版的买卖，囤积居奇，以图牟利。

可以肯定的是，老姓没有参与铁器的行业。

报告总结认为，佛山冶铁业乃是佛山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在佛山都市化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