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傅秉常任驻苏联大使，凡7年。傅秉常在苏联期间，很重视对情报的收集，他的情报有多处来源，诸如驻苏武官领导下的调查人员，通过拜会访苏外国官员而获取等等。他和众多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还通过收听来自各国的国际广播，筛选苏联和盟国的报刊而获取必要的情报。傅秉常还在莫斯科定期会见一些外交同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据他的日记记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正式会见美国大使39次，英国大使27次，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式聚会。

1943年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 10月23日，傅秉常曾「自莫斯科电蒋委员长报告赫尔国务卿告其来苏目的在劝苏加入四强协议」，该历史文献现收于]。《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联合目录》。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Exhibition/Detail.jsp?OID=1429792。10月26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在会见赫尔后，立即电请蒋介石，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签字。10月27日蒋介石复电批准。10月30日，中国外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上签字。

1944年8月间，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去重庆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希望通过与苏联高级领导人的会谈，以观察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当赫尔利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时，孔祥熙致电傅秉常，请他在莫斯科招待赫尔利。傅当然照办。在8月31日他与赫尔利谈话时，赫尔利与他探讨了中苏关系问题。傅秉常承认中苏关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局部范围内，不会妨碍中国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赫尔利同意傅的观点。赫尔利告诉傅，在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谈话中，莫洛托夫曾透露，苏联愿意支持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强大中国的出现，但是认为中国的情况最近好像不太好。傅将此次谈话的内容向重庆方面作了详尽的汇报，并对国共继续合作满怀希望，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对中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但事实上，历史后来的发展完全不一样。

1945年 2月，美英苏又达成「雅尔塔秘密协议」，将一些在中国的特权许诺给苏联，作为苏联对日作战的回报，而蒋介石也需要苏联介入对日战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较早得知了雅尔塔会议的有关情况，但并未得知秘密协议的内容，他的工作对于蒋介石决定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傅秉常常驻莫斯科近七年，为蒋介石及时地探知了这些秘密协议和美英苏的意图，使蒋介石在列强的夹缝中寻得立足之地。

其间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英、美、苏外长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及出席巴黎和平会议。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对国民党方面的和谈策略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分析。同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不要果断地拒绝与国民党的和谈，而是可以有条件的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拒绝了南京政府要求苏联充当和谈调停人的请求。3月21日，当中共百万大军兵临长江北岸，箭在弦上，旦夕渡江。李宗仁在孙科因把小三蓝妮称为「敝眷」引发风潮辞职后，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商讨内阁名单，张治中考虑和平谈判，首先应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给李宗仁推荐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当外交部长，立即得到桂系和主和派的附议通过。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在莫斯科立即接见了傅秉常，对傅秉常表示他对国共双方和谈寄予期望。此时实际上，国共双方还没有开始和谈。但傅秉常并没有就任外交部长之职；4月傅秉常离苏返国后，取道香港，定居法国。

1950年秋，孙科偕夫人赴法国，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

1957年4月12日，傅秉常自巴黎取道马尼拉去台北，这是傅秉常脱离职后首次回台，蒋经国先生还特别到机场欢迎傅秉常返台，台湾「中央社」还留下这个历史性的镜头。傅秉常旋任台湾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58年6月，傅秉常任司法院副院长。7月，兼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热诚欢迎。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9月1日，蒋介石又正式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

1965年7月，傅秉常病逝于台北。曾编《最新六法全书》，并遗有《1949年日记》和《柏道八号住宅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