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父母亲回国后不到一个月，黄埔同学会在北京成立。６月１６日，黄埔军校建校以来第一次数百位海内外黄埔校友欢聚一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杨尚昆、杨静仁等应邀到会。大会上，我父亲高兴地宣布："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了。"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德高望重的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元帅任首届会长，我父亲担任了副会长。

　　同年９月２６日，中英两国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父亲读报后，十分兴奋，对记者发表了多次讲话希望："台湾当局应该看到，'一国两制'……为台湾回归祖国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是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最好方式。"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２日，我的父亲受聘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为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的父亲更加关注直接与在台湾的同学与朋友的联络。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我父亲和母亲一起来香港探亲，住在我的家中。在那段时间里，我父母亲借着在香港与台北的通讯和往来之便，不断联络、会友，从未间歇。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来港，他们就是为了方便直接与台北联络而来。这时我父亲一心希望能安排在台湾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回京看看。几个月后，５月１６日，他终于争取到黄埔军校一期的邓文仪，从台北秘密访问了北京，而且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此事得从我父母亲的这次访港说起。

　　父母亲这次来港，我本想能尽我赡养之责，让他们从此定居香港。一方面，我希望父母亲从此能"退休"了，与我住在一起，减少政治活动，安享晚年。另一方面，能让他亲历香港的九七回归。想不到父亲才住满四个月，经与北京和新华社几番通话后，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就毅然决然地独自一人飞回北京。回顾我父亲的一生中，自从考黄埔军校时第一次踏足香港，经香港去广州，一生中多次来香港，……而这次父亲在香港，没想到竟是他最后的一次，总共才住了四个月，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０日返回北京。

　　我父亲经过赴美及这次赴港，已与邓文仪及其他在台黄埔同学初步有了联系。回北京后，虽然在北京家中可以打国际长途，但当时确唯独不能打台北。在１９９０年春的一天，为了能与在台湾的邓文仪通上长途电话，父亲去北京西单的民族饭店，由饭店的总机话务员代拨，再经电讯部门特别安排，才能经香港与台北通话。结果，父亲在饭店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才与在台北的邓文仪通上电话。虽然此前已有联系，但是通话中，邓文仪还是顾及自己的"特务头子"的历史身份，十分担心自己去大陆后的个人安全。为此，父亲以自己的身份、名誉、信义等一再担保，打动了身在台北的邓文仪。正如台湾传媒事后访问邓文仪所写的，"原先他对是否赴大陆曾有疑虑，担心如果以个人前往，可能因为他的身份过于敏感，引起别人的揣测，但后来因大陆政协副主席，也是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现任大陆黄埔同学会会长侯镜如的力邀，他才决定组团赴大陆一游。"与邓文仪通过电话后，我父亲又连夜向会长徐帅和担任同学会顾问的聂帅通电话汇报。办完此事时，回到家中已近午夜时分，当时在场的黄埔同学会的干部在回忆此事时写道："８８岁高龄的侯老，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令我们敬佩不已。"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１９２８年任总司令侍从参谋，有所谓"出生于蒋介石侍从室"和"朝夕不离蒋中正左右"之说，他后来任蒋中正的秘书处第三科，即谍报科（后改制成军统）科长，专门对中共进行肃奸防谍的任务。１９３２年特务组织蓝衣社秘密成立，邓文仪即是主要成员，是"十三太保"之一。其后的接任者是戴笠。解放前，邓文仪又担任了政工局局长，主掌政治战场。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后，他在国民党中当选过中常委和国民党"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的代主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颇高。正是这样的一位与中共有着宿怨的人，成了这次历史性会面的封面新闻人物。

　　在活动之中，我父亲才得知，邓小平与邓文仪两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过学。那时，邓文仪与邓小平虽然分属国共两党，但却是同校同学。台湾报纸认为"不知是否这段陈年往事，成了邓小平接见邓文仪的契机。"台湾报纸上还同时分析了另外一个契机，"可能在于邓文仪曾救了他的老长官陈赓。陈赓从上海到南昌时被捕，……他建议蒋中正释放陈，结果蒋中正听了邓文仪的话，真的放了陈赓，而免于一死。邓文仪此举，曾获得周恩来的赞许……"

　　根据台湾的报道，邓文仪事前并不知道中共最高领导的邓小平会接见他，他答记者问时说："（事先）不知道。这是在离开北京的前夕，邓小平打电话给黄埔同学会的会长侯镜如，说要与我会面。""邓文仪表示，在这场谈话中，先由邓小平开场白，他谈了４０分钟，接着我才发言，讲了二十几分钟，然后自由交谈，……对于曾是同班同学，却因分成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不同的阵营，之后两方敌对斗争长达四十年，对此，邓小平以一句'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谈了'，将过去的恩怨舍去不说。邓小平表示，我们都姓邓，而且是老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大陆和台湾是兄弟，都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对双方都不好。……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商量、不能改变的？但是要谈台独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国共两次合作都很好，也可以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最直接也是最权威引述邓小平的对台政策讲话。"

　　这次在人大会堂的秘密会晤，只有新华社记者在场，但事后，新华社并未首先发表，却把接见时的一组照片交给了邓文仪，给他留存作为"证物"。之所以这样做，我想，是考虑到当时邓文仪在台北的处境，因此，让邓文仪自己选择发表的时日。邓小平的这一接见，绝对是非比寻常，其间的谈话，也绝非随口讲讲。我个人以为，邓小平接见时的一席讲话，应当和举世闻名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样，列入邓小平理论著作之中。

　　在邓小平接见邓文仪的五个月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底），邓文仪把访京接见一事，在台北向传媒披露。《新新闻周刊》以整版封面照片及封面故事《邓小平首次接见台湾来访客》，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和对邓文仪的专访。并评论之："无论其动作或会谈内容，意义均非比寻常。……这是邓小平首次接见来自台湾的访客，而且邓小平还送给邓文仪他们二人合照的照片，可以证实……国共斗争时的宿敌，两岸分歧时的对手，再演变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握手会谈，过程相当戏剧性，……"

　　邓小平的这次北京会面，虽然半年后才在台湾曝光，但引起了台岛内外很大的震动，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起飞的历史重要时刻，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向台湾同胞直接传递了北京对台湾统一的重要信息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蓝图。而且，事件本身，邓小平见邓文仪就含意非凡：两党的第二代元老，在１９４９年后首次在北京实现了突破性相见。两岸都是同根生，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当年是国民党"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都能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共最高礼遇接待，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坐下来谈判呢？

　　显然这次会面也给邓文仪本人带来很大的政治吸引力。在传媒曝光后，邓文仪联合了１３８位在台的黄埔同学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在１９９１年元旦的成立大会上，大会主席邓文仪说："团结海峡两岸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完成和平统一中国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今天大会的唯一目的。"从此，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与北京的黄埔同学会，在完成和平统一中国的共同使命下，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友好交往。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主席，接见了再次回大陆的邓文仪先生及其所率的"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江主席热诚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应有贡献。

　　在江主席接见邓文仪时，我父亲陪同在座。江主席还亲切地叮嘱我父亲，"侯老已经年高，要多多保重身体。今后，要减少些活动才好。"我父亲笑着回答说："好，今后我会多请假了。那么今天，就算我在总书记这里备案了。"已经８９岁高龄的父亲，这时才说出一句"请假"。但是，说归说，做归做，他怎能停下来呢？此次接见后不到一个月，５月４日清晨，我父亲中风入了医院，家母告诉我，就在入院的前一天，他还接见台湾的来客至下午两点多钟才回到家，没有午休就又开始工作了，……他太累了，即使在他中风半瘫住院的三年中，他在病榻上，还要处理民革中央的重要工作，还在签字推荐民革的下届中央主席人选，还在挂念着黄埔同学会的具体工作，还在嘱咐我母亲把要求落实政策的来函转给谁，如何落实，如何回函去信。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早上，父亲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９２岁。

　　父亲走了。回忆起我小时问父亲，"为什么你有名字叫'镜如'，还要有个号叫'心朗'呢？父亲说，'镜如，心朗，连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心朗如镜。做人，心要开朗如镜子一般干净、明亮。'我想，回顾往事，我父亲的心，的确是心朗如镜人人可见，那是一颗与中共肝胆相照之心，是一颗对祖国精忠报国之心。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了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可以说的太多，可以写的太长，在此，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
　　从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到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这就是我父亲一生的简概。